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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台湾的经济经过短暂的战後恢复期，在2000年之前每年平均以8.8%的成长率成长。在长达40年的特殊政治环境中，政府的施政为台湾产业发展提供人力素质提高、资金供应充裕、技术环境改善3项有利因素。本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内在因素让产业发展得以由内向型转化为外向型，成就台湾的高经济成长期。1960年代後半至1970年代，台湾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工业部门移转，资本积累率高居世界前茅。工业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与资本高速积累，一方面让工业生产高速成长，另一方面则让农业由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转型为农渔牧多元结构。此时，国际分工恰巧为台湾工业产品提供了广大的销售市场，强化了台湾工业资本的循环。然而，1970年代带动台湾农业生产之成长与结构变动的农产品与农产加工品出口，却因国际市场的竞争和需求波动，致使农产品的生产极不稳定，从而降低了农业在台湾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性。
1990年代中期之後，随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及民粹式的教育改革，新的教育环境反而降低了整体劳动力的人力素质，不利技术环境的改善；加上在全球竞争压力日益加大的经贸环境中，经济政策倾向阻止台湾企业利用成长最快且具潜力的中国市场，不仅导致台湾经济成长下滑，也让台湾产业发展的环境快速恶化，使台湾企业界面临的「人才不足」与「本地市场太小」二大难题加剧，让台湾经济进入成长下滑期，甚至低经济成长期。
战後台湾的产业大抵可以依经济年平均成长率的高低，分成战後恢复期（1945-1952年）、高经济成长期（1953-1987年）、经济成长下滑期（1988-1999年）及低经济成长期（2000年以後）4个时期（表1）。此种产业转型，可以分别从产业类别、就业人口结构，及产值结构3种向度来剖析。
一、产业类别的改变
台湾产业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主要产业类别渐次改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逐渐被市场淘汰之时，也是新兴的产业持续不断出现之时。1950年代的进口替代产业发展策略，以外销农产品所得外汇来偿付进口的工业原料与设备，为战後工业发展奠基。1960年代，因应美国市场之生产链的外移，适时地开始发展出口导向的产业来承接，促使台湾的产业由农产品加工业朝向成衣、纺织、家电代工等劳力密集制造业快速发展，开启战後台湾的工业化。1950年代与196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以纺织、塑胶、钢铁和水泥等所谓的「火车头工业」来带动，企业规模也由小型、中型，至1960年代大企业逐渐崛起。
随着当时已发展国家之制造业的国际生产链扩张，透过诸如加工出口区的设立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到後来因制造技术的累积而成为国际厂商的外包代工，台湾的企业直接成为国际分工中的重要一环。自1970年代起，原来的「火车头工业」逐渐转由电子业所取代，先从诸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话机、掌上型电子计算机、电视游乐器等消费性电子的下游装配业开始起步，进入1980年代的个人电脑，一路发展至今日的高科技产业。
1987年台湾解严与开放国人赴中国大陆之後，国际生产链中的台湾这个环节进一步扩张到中国与东南亚。伴随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外移，台湾本地主要产业类别亦跟着改变，同时资本规模则不断扩大（表2）。
二、产业人口结构的改变
随着产业类别的改变，各产业的就业人口结构亦发生变化（图1）。在20世纪初，除了少数服务业集中的都市以外，农业的就业人口比例超过75%，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1960年代开始，随着台湾的工业化，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开始快速减少，到了21世纪初，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仅有6%。另一方面，自1970年代中以後，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服务业，台湾成为工业社会。但到1980年代中以後，工业部门就业人口的成长不及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又为服务业所超过，台湾进入了後工业时代，集中在都市的服务业到了1995年即超过50%。
三、产值结构的改变
1951-2004年台湾国内生产毛额（GDP）不断增加，但农业的总生产毛额的比重自1953年之後却逐年下降，时至2004年已不及2%；而工业的比重则逐年上升，至1986年达最高峰後，才开始下降，2004年已不及30%。服务业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46%-47%，至1988年之後开始攀升，2004年已超过70%。易言之，当前台湾之产业结构，不论是就业人口抑或产值，都是以服务业为主，其次是工业，而农业的比重已不占重要地位，和20世纪前50年很不相同（图2）。
贰、农业
第二次大战结束至1960年代，农业是台湾经济的主要支柱。1953-1962年间，农业平均成长率达4.8%。其後2个10年间的年平均成长率分别下降至4%及2%，2000年之後已不及2%。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农业产业化不断地发展，种植或养殖环节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产值与从业人口在农业部门的比率减少。20世纪台湾传统的农业部门，不仅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率呈现大幅度的减少，生产毛额占台湾总生产毛额的比率，同样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但在2000年之前，传统农业的总生产毛额其实依旧是在成长中（图3），只是成长的速率不及其他产业，呈现相对落後。
除了就业人口与产值在台湾整体就业人口与总产值所占比重降低变化以外，20世纪的台湾农业在本质上也有非常巨大的改变。20世纪前半叶，耕地面积中超过一半用来生产本地所需的粮食作物（在来米或甘薯），1/3耕地用来生产出口导向的商业性农作（甘蔗、茶、蓬莱米）（图4）。绝大多数农产品由生产到消费的农业食品链并不长，除了部分出口的农产品（如糖与茶）外，一般消费者食用的农产品多数是本地所生产的，大致与产地收成的样子差不多，经过加工处理的食品不多，进口的农产品更少。一直到1950年代，农业产值中仍以占近60%的粮食作物产值比重最大；非粮食作物则以甘蔗最大，占农业产值10%；畜产产值仅占20%左右。
随着台湾经济由内向型朝向外向型转变之时，台湾农业亦朝着强化出口导向的方向发展。台湾在日治时期即发展出蔗糖与稻米出口至日本的农业基础，1960年代中叶以前依旧以蔗糖与稻米出口为主，出口市场集中在日本 (1950-1963年间台湾糖、米、盐、香蕉、凤梨前五大出口农产品，85%以上销往日本)。1970年代中，为因应农产品与农产加工品出口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例如，战後至1960年代中期以前出口产值均居第一的蔗糖，在主要的日本市场上除了面临原来中南美洲糖类产品的竞争外，又加入东南亚及澳洲等新兴糖业竞争对手。）台湾出口导向的农业开始朝向生产价格与利润均较高（如洋菇、凤梨、芦笋、畜产、水産）的农产品或农产加工品转型，并开始分散出口市场。传统台湾的畜产，皆属於家庭副业性质，但自1977年之後，养殖（畜产与渔业）的产值开始超过种植（耕作）的产值；以2002年为例，粮食作物的产值养猪业之後，非粮食作物中的槟榔则超越凤梨（图5）。在耕作农产的产值中，2005年以水果产值最高（38%），蔬菜次之（26%），稻米第三（17%），花卉第四（7%）；此结构会随每年的气候环境、农民栽培意愿、市场消费需求及进口农产品等影响，而相互消长与更迭。
过去半个世纪，农耕的演变可以分成耕地面积、劳动力、经营形态三方面来探讨：
一、耕地面积快速减少
197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之需求尚殷，农业生产仍处於追求增加产量阶段，在政策上力求扩大耕地面积，鼓励开发边际土地投入农业生产。但另一方面，又因为非农业部门用地之扩张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耕地面积又见减少。耕地在上述2种力量交互作用下，总耕地面积呈起伏变动。大体而言，1975年以前耕地总面积呈缓慢增加，但之後的耕地面积则快速减少（表3），但广大的耕地面积依旧是台湾最显着的地景。
二、农业劳动力减少，兼业农户成为农户的主体
在台湾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自1965年起显着减少，至2000年减少近60%。使得平均每位农业劳动人口之耕地面积由0.5公顷增加至0.86公顷，增加近70%。在劳动力变化的同时，农户本身也有明显的变化。1960年的农户中80%均为专业农户（其中近半数为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专业农户在20世纪最後25年间快速减少，2005年只剩下20%，农耕的环节成为以非农之兼业农户为主体的农业。
三、高产值来自企业式经营的公司农场
据2005年调查结果显示，每一企业式农牧场平均可耕作地面积为55.9公顷，平均年收入1,280万元，较传统经营式的每一农牧户平均可耕作地面积0.72公顷为大，平均每户年收入19万元为多。传统经营方式的农户往往面临经营效率低落的困境，传统的主要作物水稻的生产成本甚至超过市价（如2002年11月蓬莱米稻谷每公斤平均售价为15.69元，但1999-2002年平均直接生产成本，一期稻作为每公斤16.4元，二期稻作为每公斤20元），因此占耕地面积51%的水稻，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1%（2002年），台湾所有耕种农业的年产值甚至低於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的年营业额。反之，企业式经营的公司农场均以高产值的农业生产为主，而非传统的作物。以产值居首位的养猪为例，经营形态则由早期的家庭式农业转变成企业式经营为主，90%以上的猪只来自饲养规模超过5百头以上的养猪企业（图6），近80%集中在屏东、云林、台南、彰化等县，以公营的台湾糖业公司最大。
1970年代中期之後的台湾农业转型，是伴随农产品生产链的专业化而来。当代台湾农业的生产，除了土地、劳力等投入（input）之外，还包括农机、农化、生物科技等农业科技产业及提供资金之农业金融的投入。除了肥料与育种专业化之外，上游已分化为种子或种苗、除草剂、化学肥料、农业机械等专业生产环节。在食物种植或养殖之後，下游亦分化为包装、处理、加工、行销、消费等环节（图7）。例如在加工处理环节中，简单的加工如产品分类、分装，复杂的加工处理如各式冷冻调理食品、速食粥汤饭面类等能带动农产品消费的加工技术、延长农产品保持期的加工技术（如封装或乾燥）、透过食品检验技术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生产、健康或保健食品开发技术等。由生产到消费的农业食品链因此不断地分工与专业化，成为很长的过程，并衍生出食品加工、食品包装、食品零售、餐饮等产业，於是整个农产品生产链延伸至与传统产业区分的工业与服务业范畴。
在「民以食为天」的时代，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肉类为辅，主要的粮食生产是栽培水稻。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粮食以外其他食品（如蔬菜、水果、香料等）生产增加，农产加工业逐渐成长，农业生产的分工亦日益增加，农业生产链的各环节之专业化程度随之提升。
随着农业食品链的发展，21世纪初的台湾农业与20世纪初已全然不同。不仅耕地中的稻作面积让位给果树种植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1/4强 (图4)，耕种水稻为主的农户仅约1/3，整个农业食品链在20世纪末期已发展成为复杂的食品供应体系。除了粮食的种植以外，还有各种农业科技研发（如各种农、林、水、畜产试验所及改良场）与生产、农业金融（农业金库）、农业推广组织、农产品加工处理、农产品行销组织（如各类农业合作社或产销班）与企业的产业。以2000年为例，包含农、渔、牧种植、养殖或捕捞等农业生产总产值（2,013亿元）只占农粮产业（包含农、渔、牧生产与食品产业）不到30%，而食品工业的产值则超过70%（4,730亿元），是农、渔、牧种植、养殖或捕捞之总产值的2倍。绝大多数食品由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都经过许多加工处理的程序，消费者购买的食品之产地可能来自全球不同的地方。
参、林业
台湾总面积的58.53%都是森林，林地面积达210万公顷，阔叶树林过半（图8）。自1863年（同治2年）开始，政府即进行森林的管理，禁止滥伐樟树。此後，百余年来台湾林业的发展都与官方息息相关，日治时期在台湾总督府积极经营下，至1942年（昭和17年）时，台湾林地总面积的89%均属国有林，生产台湾2/3的木材，更强化官方左右林业发展的能力。
官方设立专职的林业机构始於1873年（同治12年）。日治时期1895年（明治28年）台湾总督府下设殖产局（1910年扩充编制）经营台湾林业。1945年（民国34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於农林处下设林务局，接收台湾总督府林政营林等业务，除将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鹿场大山4个伐木区改制为林场外，并将接收的72个伐木事业区合并成立峦大山、太鲁阁林场。1947年台湾省政府为加强林业管理，乃将林务局撤销改组为林产管理局，统辖台北、新竹、台中、埔里、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罗东10个山林管理所（1949年合并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东、花莲7所）及6个伐木林场。1958年改制为林务局，是隶属台湾省政府农林厅的事业机构，同时废除林政（山林管理所）与伐木（林场）双轨制。1989年林务局由事业机构改制为公务机构，1999年精省後改隶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战後明确的林业发展始於1958年，省政府决定林业政策与经营方针为保安与经济为主，虽重国土保安，但亦兼顾财务收入。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年采伐量在80-110万立方公尺之间，1973年甚至超过110万立方公尺。1975年6月，行政院订定新的林业政策「以国土保安之长远利益为目标，不宜以开发森林为财源」的重保轻伐，台湾林业发展从过去的木材生产为主转向森林保护、水土保持与森林旅游开发等综合利用，木材生产则逐年下降。1983年木材生产尚略超过61万，1991年之後则低於10万立方公尺，1997年仅剩3万余立方公尺。目前国内所需的木材大多甚至全部依赖进口，木材进口率达99%。
台湾山地垂直变化大，自然环境非常歧异，高价林木生长缓慢，且除了少数树种之外，材质普遍不佳。受限於伐木技术，清代林业的经营几乎主要集中在低海拔的樟树。日治以後，引进企业化的林业经营与较为现代化的伐木技术，有能力开采海拔较高、且经济价值亦较高之针叶林。至太平洋战争末期，曾允许军部自行招工伐林，台湾森林曾大遭摧残，战後遗留荒废的林野多达二十余万公顷。
战後至1990年代以前所谓的林业，亦集中在经济价值较高之针叶树的木材生产，多以皆伐桧木（或其他贵重木材）後继以人工造林（杉木或柳杉）。林务局由事业机构改制为公务机构之前，1980年代的收入超过70%仰赖桧木生产。然而由1946-1988年多达57万余公顷的人工造林地，除了树种过杂，林种与工业界原料需求脱节，无法提供高贵家具用材。1990年代之後林务局转型为保育为重，主要工作重点转移至高海拔的森林游乐、以及低海拔地区的平地造林。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以林业知识取代林材的经营，显然是台湾林业未来很大的挑战。
肆、渔业
渔业是台湾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之一，可分为远洋、近海、沿岸和养殖鱼业4类。战後台湾渔产量由1952年大约12万公吨，增加到2000年大约136万公吨，产值亦由新台币5亿元增加到913亿元，并带动如修造船业、修造机业、渔具制造业、水产加工业以及鱼货运销服务业等相关事业之发展。
日治时期，台湾重要港口由日人经营的渔业均属现代化的商业渔捞 (commercial fishing)，其余港口则停滞在传统的沿岸渔业，在领海12里以内从事渔捞，有相当比例属自给自足式渔捞 (subsistence fishing)。1953年由省农林厅、渔业管理处建造5-15吨小型动力渔船货放给直接从事渔捞的贫苦渔民，继而推行「由政府购买引擎货放给贫苦渔民的竹筏、舢舨装置引擎」的计画，促使台湾渔业逐渐动力化，成为台湾渔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捩点。此种包含动力化与渔船设备改良在内的蓝色革命 (Blue Revolution)，使传统沿岸渔业为主的渔捞体系转型为以近海渔业为主的商业渔捞，扩大了台湾对邻近海域资源利用的范围。
1970年代以後，一方面快速发展的台湾工商业，吸引渔村劳力外流，渔业从业人口快速不足且渐趋老化；另一方面，沿岸与近海水域日渐污染，渔业资源逐渐减少。台湾近海渔船渐行渐远，逐渐发展远洋渔业，开始远赴世界三大洋的各渔场作业，并雇用廉价的外国渔工，以降低渔捞的成本。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凭藉先进精良的设备、技术与经验，台湾已成为远洋渔业的大国，在全球三大洋区捞捕大量而高价的渔获。就2005年台湾渔产产值而言，近半数来自远洋渔业，内陆养殖渔业次之，近海渔业与沿岸渔业约20%、海面养殖占4%，内陆渔捞业所占比例甚微（图9）。
除了远洋渔业外，1970年代初政府透过推广农渔牧综合经营，以增加低产值农地的收入，许多农地转变成为淡水渔池，促成战後台湾内陆养殖渔业的首度成长。至1977年以後，养殖技术的发展，采深水式鱼池，利用人工繁殖种苗并使用饲料饲养的现代化水产养殖，以养殖高经济价值之淡水鱼类（如鲈鱼、虱目鱼、乌格仔、砂虾等）为主。让原本零星分散的淡水鱼池，发展成为大片的淡水养殖专业区（沿海地区则发展咸水养殖），养殖吴郭鱼、鳗鱼、鱠（石斑）等具外销潜力的鱼类，拓展外销渔产，使战後台湾内陆养殖渔业快速成长，成为出现在渔业产业蓝色革命中另一重要环节。1970年代末又在澎湖、屏东及台东3县外海海域推动海洋箱网养殖，饲养高经济价值的海鲡、红鱼、黑格、红魽及石斑等，产值已占台湾渔产总产值的4%（2000年）。
但近年来国内外渔业环境急遽改变，世界各沿海国经济海域渐形扩张，国际渔业资源保育要求日高，国际海洋公约对公海捕鱼自由日益严苛。内陆养殖渔业则超限使用水土资源，养殖环境日渐恶化，使得台湾渔业面临许多问题。
伍、矿业
在历史上，台湾曾经産煤、産金、産铜。金瓜石、九份山百年金矿传奇，在台阳矿业公司1971年瑞芳金矿结束开采後，写下句点。伴随金矿发展的铜矿，则於1990年随着礼乐炼铜厂的关闭而结束。曾经是台湾首要矿产的煤矿业，也是台湾早期工业建设的动力来源，由於矿源枯竭，开采成本偏高，各矿纷纷废坑停采，终於在2000年10月底位於三峡镇利丰煤矿歇业後，全部走入历史。
目前台湾地区自产的矿产种类不多，其中主要矿产包括原料用石灰石及大理石、蛇纹岩、白云石及砂石等，2003年的产值为300亿元，其中产值最高的是砂石，占矿产总产值的67%；其余能源矿物主要是天然气，拜油价高涨之赐，产值占总产值18.8%；工业原料矿物主要以大理石为主（图10）。台湾产业所需之其他矿产品，如能源矿物、金属矿物、工业原料矿物等，大部分皆仰赖进口。
砂石资源可分为河砂、陆砂、海砂3种，台湾的砂石曾经60%仰赖河砂供应（2003年）。政府虽於1994年公告河川下游全面禁止采砂，但因不当开采，接连引发桥梁与河川安全的问题。2000年因高屏大桥断桥事件後，遂全面禁采河砂，朝向陆砂发展。经济部在2006年制订「非都市土地农牧用地容许采取土石审查作业要点」，放宽了陆砂砂石来源，但却引发冲击可耕地的问题。
在工业原料矿物中，开采量最大的是充当水泥原料的大理石，年开采量超过2,000万公吨。台湾的水泥业始於1915年（大正4年），主要采矿区集中在高雄寿山、半屏山、大冈山等地的石灰石。西部矿区经历数十年开采渐枯竭，1990年代政府规画水泥产业东移政策，除亚洲水泥新竹矿权至2003年底外，西部的采矿权於1997年底全数到期。2004年以後台湾水泥原料供给来源，全部集中在花莲和平水泥专业区。
陆、制造业
第二次大战之後的台湾工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便发展出1990年代的台湾经济奇蹟。在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许多转折，生产区位亦逐渐变动。
一、1945-1949年代战後恢复期
第二次大战结束之时，日治时期在台建立的工业受战火波及，均遭大幅度的破坏。工业产能与战前产能相较，最高的水泥业只有战前的1/3；电力仅存23%；糖业就工厂产能而言，尚有23%，但就甘蔗生产而言，仅余7%；低者如纸业只达战前4%；肥料工业则只剩1%的产能。所以从战後至1950年间，台湾的工业实际上是处於恢复与重建期。
二、1950-1960年代由农产品加工业到劳力密集制造业
战後台湾工业发展奠基於1950年代的进口替代产业发展策略，来累积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培养民营企业。至1959年，民营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公营事业。
随着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及因应国内日益高涨的人力成本，美国的大企业在1960年代渐渐将部分生产外移到发展中国家。台湾适时地开始发展出口导向的产业，创造有利外资（尤其是美国的大企业）设厂生产的环境（如高雄加工出口区），加入以美国市场为主的生产链。
以价廉且素质高的劳动力为生产优势，吸引来自美、日的直接投资，自日本进口机器设备与零组件，利用台湾廉价且高素质的劳工在台湾加工，再销往美国市场。此种筑基在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生产体系的建立，促使由农产品加工业到成衣、纺织、电子代工等劳力密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至1965年，台湾纺织品的出口额开始超越农产品的出口额。
三、1970年代能源危机冲击下之重化（原料）工业
随着供应美国市场的国际生产链的扩张，1970年代透过诸如扩大加工出口区设立，以吸引更多外商的直接投资，到後来因制造技术的累积而成为国际厂商的外包代工，台湾的企业直接成为国际分工中的重要一环。
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让当时依赖进口石油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竞争力遽减，於是部分消耗能源的重化工业开始外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进入另一新的阶段。同样在能源危机的冲击之下，台湾开始发展以钢铁和石化为主的重化（原料）工业，以减轻工业原料进口成本高涨的压力。另一方面，技术层次稍高的电子业开始朝向消费性电子的下游装配业发展，逐渐超越成衣、纺织业。
四、1980年代前期个人电脑产业与高科技产业
1980年代，随着台币升值、劳工短缺、工资高涨、工业用地价格高涨且取得不易、环保标准趋严，消费性电子的装配业在台湾丧失比较利益，外商直接投资也开始淡出台湾。台湾厂商则在日本资本与技术的奥援下，转型成为电脑监视器与终端机的制造商。由电子计算机的组装开始，奠定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发展的基础，再一路发展到今日林林总总的资讯产业。
为解决产业在大环境改变下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政府开始着手推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政策。透过公立研究机构的衍生公司和科学工业园区，采用促进进口替代的政策工具（例如研发补助、租税减免及给予园区厂商多种优惠），让新产业有发展的空间。公立研究机构如专为高科技产业设置的工研院，衍生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两大台柱：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电）及台积电。晚近，高科技产业的范畴亦扩大到包含生物科技。
五、1980年代後期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化
1980年代中，随着外商将劳力密集型产业迁往中国或东南亚等工资更为廉价之国家的同时，台湾在政策上适时的解严与开放国人赴中国，国内劳力密集型产业为维持竞争力亦跟随外资撤资的脚步而开始外移，1988年之後，国际生产链中的台湾，随着台商的脚步，进一步扩张到中国与东南亚。在台商快速向外扩张的步伐下，却面临所需的科技与专业人才不足之困扰；但另一方面，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快速变迁的劳动力则成为失业人口。
六、1990年代资本密集的代工产业
1990年代初，在台湾的电脑产业中，除了飞利浦以外，外资已荡然无存。至1990年代中，台湾已是全球第三大资讯产品生产国，仅次於美、日。但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後，为因应全球的竞争压力，劳力密集产业快速外移到更具竞争力的地方生产，资讯工业的成长开始下跌。劳力密集型产业的淡出台湾与台湾对外投资的增加，使国内主要产业类别随之改变，以资本密集的代工产业为主，资本规模亦不断扩大。
虽然资讯产业是1990年代台湾最大的出口产业，但员工人数超过500人以上的大厂商在其中占绝对优势，几乎占该产业附加价值的70%，雇用该产业约60%的员工。许多资讯科技产品（如视效卡、音效卡、桌上型个人电脑、键盘、滑鼠）的生产，集中在前四大或更少的厂商手中。
七、21世纪产业的规模化与集中化
21世纪初，为因应外国厂商希望台湾厂商分担生产链中更多的环节，使产品供应链合理化，鼓励了制造商的并购。1970年代中期台湾的电子业仍以外商为主；但到了20世纪末，不仅外商产值的比重变得微不足道，同时为因应规模经济之需，员工人数超过500人的本国大公司跃居电子业的首要地位，电子业的大公司变成相对地资本密集，员工不到100人的公司仅占20%左右。随着产业的成熟及新兴产业的加入，许多产业类别也有了不同的内涵；例如近来高科技产业的范畴已扩大到生物科技。
陆、服务业
据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行业标准分类〉（2006年）的定义，台湾的服务业涵括「批发及零售业」、「运输及仓储业」、「住宿及餐饮业」、「资讯及通讯传播业」、「金融及保险业」、「不动产业」、「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支援服务业」、「公共行政及国防；强制性社会安全」、「教育服务业」、「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其他服务业」13类，其中超过半数是批发及零售业（图11）。
20世纪以来，除了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中的一小段时期之外，台湾服务部门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超过工业部门。日治时期，服务部门主要包括行政、贸易、商业、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等行业，是农业之外最重要的产业部门。1920年以後，各种服务活动不断向台北、基隆、台中、台南，及高雄五大都市集中；至1976年，此五大都市的服务部门所占的比例已高达台湾服务部门的56%；台北的服务部门又超过其他4个都市服务部门总和，呈现高度的空间集中。
在林林总总的各种服务行业中，缺乏固定营业场所、游走於法律边缘、甚至是违法的非正式服务部门，如地摊、路边的饮食摊、黄牛或色情行业等，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以摊贩业为例，1980年高雄市的摊贩就业人数估计约占其总就业人口的3%左右，1988年摊贩业营收占国内零售与餐饮业的比重为33%。一方面仰赖非正式服务部门收容大量来自乡村没有农业技能以外其他技能的劳工，另一方面则仰赖正式服务部门透过工业部门吸收来自农村具有技术或可经短期训练即可使用的年轻劳工；此种双元性服务部门促使台湾都会的快速成长。
1986年台湾推行的市场自由化，一方面使得许多制造业集团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朝向多角化经营，而扩张至服务部门；另一方面，则是外资的服务业进入台湾，二者不仅为服务业带来结构性的改变，亦促成服务业部门的产值占台湾总产值的比重急遽上升。这些新的服务业都是以公司形态经营，营业规模较大，朝向连锁化发展，有别於传统家庭式经营形态。服务业中超过一半都是批发及零售业，除了统一超商以外，台湾现代化的批发及零售业几乎都是自1987年前後开始出现。2006年台湾服务业的附加价值约为新台币8.4兆元，流通业（包含批发、零售、及物流业）约2.4兆元，占服务业国内生产毛额（GDP）的29%；其次为金融及保险业，附加价值约为新台币1.2兆元，占服务业GDP 14.4%；第三为不动产及租赁业，附加价值约有1兆元，约占服务业GDP12%。这三类服务业的附加价值即占总服务业GDP的55%左右，构成台湾服务业附加价值的主体。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台湾前一百大集团中超过85%的核心事业是制造业。至1990年代中，如果将营造服务计算在内，台湾前一百大集团中有25%是以服务业为主业。1995年之後，不仅台湾前一百大集团子公司总数的一半都是服务业，前一百大集团在台湾经济版图的重要性更大幅提高，1998年台湾前一百大集团的营收已超过国民生产毛额（GNP）的50%。新兴的服务业包括银行业、票券金融业、有线电视、民营发电厂、行动电话服务业、高速铁路、固定通讯网路（固网）。其中金融及保险业虽然只占服务业总数量的1%，但产值却是服务业中位居第一或第二高的产业，2003年产值曾占服务业总产值的31.27%，达新台币1.982兆元。
2002年台湾整体服务业在营收与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集中，不仅60%以上的营业额集中在资本额2亿以上的大企业，服务业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五大都市：依序为台北市（22.97%）、台北县（13.82%）、高雄市（7.69%）、桃园县（6.57%）及台中市（5.82%）；单单台北都会区即聚集了台湾1/3以上的服务业。
另一方面，非正式服务部门中的摊贩在21世纪持续成长，2003年摊贩总数达29.1万家，就业人数快速成长，达44万人。随着国内失业人口倍增，投入摊贩的人口激增，加上新兴流通业的兴起与民众消费习惯的改变，摊贩业营收占国内零售与餐饮业的比重则持续下降 （2003年已降至16%），致使2003年每家摊贩的年营业净收益偏低（仅42万元），受雇於摊贩业者月薪仅2万元，相较於同年台湾所得最低的20%家庭年平均收入29.6万元，显示摊贩经营的空间日益缩小。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