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灿腾，《二十世纪台湾佛教文化史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10。
此因在陈若曦此书之前与之後的战後台湾佛教小说，前者即张曼涛所着长篇台湾佛教反基督教小说《晓露》（台中：一九五六）；後者即梁寒衣的长篇佛教灵修小说《我们体内的提婆达多：菩萨道上的棘刺》（台北：二○○九），皆不曾真正触及当代台湾佛教僧尼的教团实际问题。
所以，陈若曦的《慧心莲》佛教小说，的确堪称是此一主题和此一类型最优秀的第一本新佛教女性作品。而其中，尤以在此书中能主张：僧尼应两性平权、肯定现代佛教女性自主、以及强调僧尼皆应对现代性社会关怀具有必要要的专业能力等，最为人所称道。
不过，陈若曦当初在创作《慧心莲》一书时，明显曾受几个相关时代因素之影响，也都清楚反映在其书中的多处背景的描述中：
一、书中的内容，清楚反映解严後，台湾所出现的快速社会多元发展之新开放环境的有利影响。所以，在《慧心莲》一书的丰富内容中，也才能有大量此类新兴宗教崛起的相关说明、或外来宗教在台传播状况的简明介绍、以及出现宗教信徒频繁改宗的抉择流程之描述、乃至对於藉宗教歛财及骗色性侵的弊端进行严厉的批判等——这些种类繁多的知识说明，和相关情节的描述之段落出现。
二、陈若曦在此书前言的说明中，明确提到：在一九九六年时，她与台湾佛教史学者江灿腾博士认识後不久，江氏即将其所刚出版的有关近百年来台湾现代佛教发展史的书籍多种相赠，并将江氏本人一向批判当代台湾佛教的理念和人间佛教思想的传播背景知识和她交换意见，她当时也颇能有所共鸣。
同时，江氏也介绍她参访一些现代性台湾女众道场的节庆活动状况，使她拥有第一手的田野经验。所以她当时观察的眼光，即是知性的扫描，而非纯信仰取向的盲从。
在此一因素的影响下，陈若曦在她创作书中的「杜美慧」一角时，虽曾在一开头，即戏剧性地描写其落发剃度时的悲呛和前往受大戒及点香疤时的有趣情节等，并使其因：婚後曾受家暴、中计离婚和曾被继父强暴等不幸，而无奈剃度出家和前往受大戒的诸多背後细节，能逐一呈现。
但，更重要的意义在於，「杜美慧」出家後，成为法号「承依」的新戒尼师，经过不断精进和各种历练之後，不但已是一位处理寺中事务的高手、善於厨艺和园艺、又是一位能奉行改革派所主张的「人生佛教」新理念者、故其後赴美留学得硕士学位回来，既接新住持职位，又能相继推行尼众专属道场制度、援助原住民受害雏妓、推行新环保概念、主张无坟的树葬方式，所以她已是一位当代台湾尼众界不可多得的新典范。
然而，若对照陈若曦本人生平所坚持的新女性主义思维，即可发现：她在此一典范的描述上，其实也有不少成分，是以其书中的新住持「承依」尼师的这一典范角色，来投射其宿志和心影的。
三、此书亦曾受美艳歌星方晴受辱事件（一九九一）和其後自杀（一九九九）的因素之重要影响。此因早在一九九九年方晴自杀之前多年，江灿腾已和施寄青两人都力主应由陈若曦本人，以长篇佛教小说的形式，来批判和披露此事，并使当时宗教界的一些色魔，能有所鉴戒。而江灿腾和施寄青两人，则将再以另外的方式，分别对其加害者，进行口诛，或给予笔伐。
可是，陈若曦当时虽已答应，却可能仍心有顾忌，所以迟迟未能正式开笔书写。直到方晴本人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艾佛瑞特市的一间律师楼举枪自杀之後，第二天早上，陈若曦基於不能失信於死者，才正式草拟《慧心莲》的写作大纲。
所以，《慧心莲》一书中，要角之二的「杜美心」，就是以方晴本人作样本，并以其亲历受骗过程和遭辱後又被逐出师门的各种悲惨史，来建构全书中最富戏剧性张力的艳情悲恨之章的曲折内容。
由此可知，正如陈若曦在《尹县长》一书的写作不是虚构，而是文革事件真实的呈现一样，陈若曦在其《慧心莲》一书的写作，同样也非纯属虚构，而是有真正历史背景和现实样本作其基底的当代台湾佛教写实文学之呈现。
四、此书中主场景的部分，与作为台湾地理中心的南投县埔里镇，有最密切的关联性。此因南投县的埔里镇，既拥有山川美丽的动人景观，又盛行多元宗教信仰，更兼具台湾中部原住民平埔族最後栖息地遗址和早期台湾汉人及诸多外来者相继迁入的复杂生活型态和经验等。
所以，陈若曦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当台湾中部遭逢大地震灾难之後，她即随着慈济功德会的赈灾人员，来到灾区中心的南投，之後便开始有了强烈的乡土认同。而这也就是在《慧心莲》後半部的主场景，大多选在南投县或埔里镇的原因。
中文关键字： 战後台湾 , 现代佛教女性主义 , 慧心莲 , 创作背景
英文关键字Post-war Taiwan , Modern Buddhist feminist , Creative background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