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3。〈报导文学的现况与未来〉，收於《中华民国71年文艺季座谈实录》。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 吕正惠。1990。〈八○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收於《世纪末的徧航》。孟樊、林燿德编。台北：时报。
- 李亦园。1978。〈文化变迁与文化复兴〉。收於《信仰与文化》。台北：巨流。
- 李昂编选。1984。《镜与灯》。台北：中国文化大学。
- 邱贵芬。1997。《仲介台湾／女人─後殖民女性观点的台湾阅读》。台北：元尊。
- 翁秀琪。1992。《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
- 高上秦主编。1982。〈小说创作的新历程─中国文学的再开拓〉。收於《第二届时报小说奖》。台北：时报。
- 高信疆。1980。〈永恒与博大―报导文学的历史线索〉。收於《现实的探索─报导文学讨论集》。陈铭磻编。台北：东大。
- 陈铭磻编。1980。《现实的探索─报导文学讨论集》。台北：东大。
- 须文蔚。2002。〈再现台湾田野的共同记忆〉，收於《台湾报导文学读本》。向阳、须文蔚编。台北：二鱼。
- 黄淑燕译，埃斯卡皮着。1990。《文学社会学》。台北：远流。
- 杨素芬。2001。《台湾报导文学概论》。台北：稻田。
- 杨照。1995。《文学、社会与历史想像：战後文学史散论》。台北：联合文学。
- 杨锦郁纪录。1989。〈大海扬帆―联合报第十届小说奖决审会议纪实〉。收於《小说潮：联合报第十届小说奖作品集》。瘂弦主编。台北：联经。
- 廖炳惠。1990。《形式与意识型态》。台北：联经。
- 郑明娳。1987。〈报导文学〉。收於《现代散文类型论》。台北：大安。
- 萧新煌。1987。《我们只有一个台湾─反污染、生态保育与环境运动》。台北：圆神。
- 瘂弦。1995。〈批评时代来临之後〉。收於《我写故我在：联合报文学奖一九九五卷》。台北：联经。
- 皮埃尔?布迪厄着，刘晖译。2001。《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
- 着者不详。1990。〈主流的话〉。《主流诗刊》，4： 116-130。
- 陈滢州。2004。〈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黄凡的小说及其时代〉。《台湾文学馆通讯》，6：48-49。
- 文讯月刊社。1987。〈当代文学问题讨论会之二：报导文学〉。《文讯》，29：165-85。
- 向阳。1996。〈微弱但是有力的坚持：七十年代现代诗的回归风潮〉。收於《台湾现代诗史论：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实录》。文讯杂志社主编。台北：文讯杂志社。
- 林耀德。1987。〈台湾报导文学的成长与危机〉。《文讯》，29。
- 柯乔文。2004。〈版图拼贴：从文学奖看文坛新世代的崛起〉。《台湾文学馆通讯》，3：43-47。
- 张诵圣。2001。〈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当代文学生产场域里的位置〉。「现代主义与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未出版。
- 庄宜文。1997。〈歌颂?在文曲星内闪烁的夜空：台湾文学奖纵横谈〉。《文讯》，136。
- 解昆桦。2004。〈重估传统，再造国族：台湾七○年代新兴诗社的文化振兴运动〉。《台湾史料研究》，23：22-44。
- 南方朔。1993。〈那时，台湾才长大（下）〉。《中国时报》，27版，7月22日。
- 鞍扬记录整理。1991。〈悲悯时代、转折关照现世荒凉：第十四届时报文学奖小说类决审会议纪实〉。《中国时报》，25版，10月2日。
- 江宝钗。2002-2003。「战後台湾新文学图志」技术报告，国科会计画。
- 汪淑珍。〈温婉、犀利集一生的齐邦媛〉。国家图书馆。2008年12月28日读取。http://isbnfax.ncl.edu.tw/isbn/frmContent.asp?Id=79&callerpage=/isbn/frmIndex.asp& Year=88&Month=7。
- 台湾环境运动与生态保育之回顾。http://www.sinica.edu.tw/~hagkuo/review.htm20071109。
1970年代走过西风，其初承接1960年代的绪余，波涛依然荡漾，越战、人权、嬉痞，蓄长发、穿T恤、喇叭裤、美军电台、摇滚乐……。然而，随着时间向後推移，台湾已由农业社会逐渐转型为出口导向的加工经济，加工出口区在各地普遍成立，政策必需抑农扶工，迫使农村的劳动人口流向工厂，流向都市，劳动力可以计价买卖，社会个人以此就业，变成一个个游离的自由人，正符合企业主与时代的需要。雇佣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流动迅速。
台湾经济从这里起飞，「台湾奇蹟」在蕴酿之中。这与外交的节节挫败、在野民主化运动，是全然不同的调门，却在同时起音和奏。最後一批美援於1965年运抵台湾，接着发生保钓运动，退出联合国（1971）、与日本断交、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与中国北京签署上海公报（1972）、美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73），全球性石油危机，蒋中正去逝，越战结束（1975），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中坜事件发生（1977），卡特与北京建交（1978），进行中的台湾国会选举取消，爆发美丽岛事件（1979）。
这一连串的政、经动荡，各具特殊意义，而以保钓运动促使知识分子反省、认清国际现势中台湾的地位，最具里程碑的姿态（1970.8），标识一个展开思辩，追寻意义，关怀现实的台湾新纪元，以中国大陆为基础的「国家」与「民族主义」至此方始安置到人民可具体感知与经验的「台湾现实」。在联合国丧失会籍，意味着台湾丧失国际的存在证明，同时也丧失代表中国的身分，迫使台湾必须在台湾本身寻求自我认同，於是而有政治上本土化政策的落实，文化上本土意识的兴起；保钓最後的分化，则预示了未来台湾知识分子政治与思考模式的歧异：统独分裂。
期刊出版忠实地留下这个时代思维的铭刻。《大学杂志》（1971）出刊，「大学杂志集团知识分子改革运动」乃是战後台湾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运动之一，它促成了蒋经国的出任行政院长（1972），随即1973年与统治阶层决裂，该集团成员一部分被延揽入官，一部分被放逐在野，南方朔说：「它代表了新兴知识分子要求效率化与合理化的意愿，也反映出了一定程度要求民主化的趋势。」接下来的文化大事，整个指向台湾文化主体性的追求。报纸增张了，另一方面是代表本土性的民主运动杂志《台湾政论》出版（1975）。此後党外杂志前仆後继，出出禁禁，较具代表性的有《夏潮》（1976），《这一代》（1977）、《新生代》（1978），《八十年代》、《美丽岛杂志》（1979）等。
1970年代的文学史出现了两次重要的论战：现代诗论战（1972-1973）与乡土文学论战（1977-1978）。首先，《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接连刊出关杰明〈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及〈中国现代诗的困境〉两篇文章，对叶维廉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张默主编《中国现代诗论选》、洛夫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新诗部分）等3本书，充满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缺乏现实意识、晦涩、无民族风格，使得诗坛陷入「困境」和「幻境」，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积极鼓吹文学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唐文标陆续发表〈什麽时代什麽地方什麽人〉、〈僵毙的现代诗〉、〈诗的没落〉，批评的对象包括《文学杂志》、《蓝星》、《创世纪》等杂志，以及洛夫、周梦蝶、叶珊、余光中等诗人的作品，诗人也多所回应，史称现代诗论战。它的意义，是反省了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西风，砥砺文学人的思维与文学美的创作活动，应该贴近现实。
1975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策画第一个报导文学专栏「现实的边缘」，随後推出报导文学奖（1978）。借用媒体的宰势力量，报导文学将焦点定着於台湾的「现实」，几乎是乡土文学论战的前导。《夏潮》先是刊出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阐明台湾乡土文学的历史渊源和特性。第３卷第２期推出「当前台湾文学问题专访」，群聚杨青矗、王拓、黄春明等探讨台湾文学（乡土文学）的文章。论战的导火线源於王拓〈是现实主义，不是乡土文学〉（1977.4），随後尉天骢主编的《中国论坛》第４卷第３期推出「当前的社会与当前的文学」专题（1976年5月10日），刊出林毓生、王拓、陈映真的作品；而甫於1976年3月成立的青溪新文艺学会於1977年6月26日成立台中分会，举行文艺座谈，主题：「当前文艺创作总批判」；该会将批评乡土文学诸文结集为《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彭品光主编，尹雪曼序，其中重要文献包括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1977年8月17-19日），批评陈映真、王拓、尉天骢等人的乡土文学思想。余光中〈狼来了〉（1977.8.20）指出乡土文学作家与1930年代提倡「工农兵文艺」的共产党无异为同路人，点名批判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人，乡土文学论战来到高潮。主张乡土文学的这方也由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远景出版，1978）。余氏的观点导致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的反击。参与论战的，还有银正雄、朱西宁等人。
省视论战的两造，一方主张反资、反帝、反殖民、反西化，力求写实，拥抱乡土；另一方则主张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忧虑文学艺术沦为斗争工具之危险及可能性。两造冲激的结果，前者显然占了上风，这导致文化界的自省，揭穿当权者政治神话，并启动触犯省籍问题禁忌的潜能，边缘化的台湾民间本土知识分子经过1960年代《文友通讯》的惨淡经营，《笠诗刊》、《台湾文艺》的延引凝聚，终於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声音，表达他们对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政治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自1960年代以降，快速工业化所衍生的种种不满，关於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相应於文化上的，便是一波扬起另一波，扣准「现实性」，向以现代主义风潮为表徵的、来自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宣战，回归到依傍於台湾现实的（中国）民族传统。──用自己的语言旋律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故事、跳自己的舞蹈、画自己的绘画，於是而有陈达的民谣、洪通的绘画、朱铭的雕刻、林怀民的舞蹈、侯孝贤、吴念真的电影新浪潮。或许不妨套用叶石涛的说法，政经动荡，刺激台湾人提高反省的层次，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掀起了壮大的觉醒运动。
经由乡土文学论战，在中国意识笼罩下的台湾乡土意识原本模糊而片断，逐渐扩展为完整的本土意识，脱中心化（中国意识与官方体制）与脱西方自我显化的完成，可谓近代台湾文化界最大的盛事。
1970年代，在野的民间力量日益庞大，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日益增加，乡土文学运动的理念，起源於1970年代知识分子对台湾问题的初步回归与反省，社会性与民族性为两大诉求，个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即陈映真、叶石涛，最後结束於1980年代中期「国家认同」问题的尖锐对立与分化，交棒给後现代。
从两个论战中，吕正惠以为，台湾人意识到的各种危机，使得现实主义的文学又重现台湾文坛，进而建立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台湾文学进入另一个阶段。《现代文学》及其基本作家遭到文艺界严苛的「批判」，欧阳子的小说集《秋叶》，甚至引起论战（1972-1973）；王文兴发表长篇小说《家变》（1978），文坛譁然。新世代诗人出现，引爆一波新诗潮，探索写什麽、如何写；高信疆主导的副刊文化现象开始发酵、两大报文学奖成立。
1970年代，光复神州、回归大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继续存在；新兴的有台湾放在中国统一和第三世界解放前景之上的「现实主义者」（陈映真语）；另就是开始以台湾400年历史为认同对象、台湾就是故乡与原乡的本土主义者，包括相对沉默的跨越语言的作家，如李乔、锺肇政、郑清文，以及战後出生的婴儿潮作家，如王拓、黄春明等，主领风骚。
一、新诗社的兴起与创作主张
在台湾当代理论批评史上，早期以诗论为主，诗论中，又以现代派诗论传播所及的版图，最为广大。降自1970年代，诗仍属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诗社的遽兴，演绎乡土暨其书写的意义，无论质与量都标出了它的特殊性。
1970年代的社会舞台，涌进一批诗人，他们多在1945-1960年间出生於台湾，接受国民党政府教育，没有从大陆渡海的乡愁，也没有日治台湾的记忆。在创作上，他们自居「新世代」，主张介入现实，标榜新风格，由龙族（1971年）创刊序诗揭开序幕：「我们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怎麽啦）／我们还是敲打我们自己的／舞我们自己的／这就是龙族」。
新世代诗人群聚为诗社。临时首都台北，人文荟萃，此际仍拥有龙族、主流、大地、草根等诗社。根据解昆桦的研究，由於向四方拓展的交通建设，诗社横跨县市的幅度明显拉大，在台北以外形成聚落，中部台中，有後浪（台中沙鹿）、诗脉（南投）等；南方高雄，则在1960年代加工区进驻与港都的规画与建设下，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文化艺术显着进展，绿地、掌门、阳光小集等，都以之为据点。
校院中的诗社，则有政大长廊、东吴海棠、高雄师范学院风灯等，大地诗社更结合了政治大学、师范大学、文化大学等校院的诗人群。
在演绎乡土意义的这面，龙族诗社，以中国图腾「龙」为刊名，国族的隐喻显而易见。它的创刊号更宣言回归中国书写传统：「读者们似乎并不希望自已的大诗人们的作品写得很希腊」，「读者只希望诗人的文字像他自己。」「对於自己的中国属性的再觉悟……。」高信疆在他主编的《龙族评论专号》（1973年7月7日）上，以笔名「高上秦」发表了〈探索与回顾──写在《龙族评论专号》前面〉的序文，指出20年来的台湾现代诗坛，不少现代诗人在孤独的沉思与刻意的创造中，忘记了他的作品最终仍要回到广大的群众里去。大地诗社的创刊宣言（1972年9月）则以为，「20年来在横的移植中生长起来的现代诗，在重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中获得必要的滋润和再生。」《主流》诗刊（1971年7月）第4期〈主流的话〉：「……把我们的头颅掷向这新生的大时代巨流，缔造这一代中国诗的复兴。」
以上种种，其国族想像无非在回归中国。但是从未出现争议的「中国」意识，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现实中，逐渐受到质疑，台湾与中国究竟呈怎样的一种关系？以现实台湾代表中国的诉求破土而出，草根诗社主张：「我们拥抱传统，但不排斥西方。我们愿把这份（专一狂热的）精神献给我们现在所能拥抱的土地：台湾。」从1970年代跨越1980年代的《阳光小集》，在第10期社论里也说：「我们宁可踏实地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与人群共呼吸、共苦乐……。」
1960年中期以後，跨越语言作家叶石涛、锺肇政、吴浊流等在《文友通讯》、《台湾文艺》展开的1930年代新文学传统，对於自我国族身分的再思，逐渐进入自身族群身分的探索，进而慢慢凝聚自我的乡土认同。旧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抨击，本土性渐不可掩。日治时期的文学文献开始以配合庆典纪念的方式出现，并於1970年代开始获得重视，出现於各种专辑。
新世代诗人与诗社，在想像乡土／国族之际，也反思创作理论。如〈草根宣言〉主张诗学立场，应以民族为本位、融贯中西、拥抱台湾、强调艺术性。以艺术性做为基础的创作论，即「结合语言形式」、「重语言明畅」、「经营音乐性」、「诗歌合一」。《阳光小集》则以为应去理论化。
跨文类／媒体的整合，《诗人季刊》（1974年11月）的创刊宣言：「诗与文互有同质及各有异质，但诗绝不是文，和诗有关联的，却不止於文，其他如绘画、音乐等种种艺术，也均与诗互有同质及各有异质。在各种艺术中，最容易遭受异质侵入的，就是诗……。」《草根》（1975年5月）的创刊宣言：「我们要不断的在新诗的形式上研究探讨、实验、创造。……我们认为诗歌可以合一，以发展新民歌的可能性。」
1949年以後，随国民政府来台的，多半是现代派旗下的青年作家，他们或在军中，或执教鞭，又有政党的翼护，轻易占有多数媒体，成为阅听的主流。回首1970年代，乃至1990年代以後，重要的文学选集，特别是年度选、十年选，诗部分多由省外诗人主导，选诗较局限於《创世纪》系列诗人，或与之往从的林亨泰、白萩。本土的笠诗社为同仁所作的选集「台湾诗库」，虽出版了陈千武、李魁贤、叶迪、杜潘芳格、莫渝、江自得、巫永福、李敏勇、杜国清、岩上等人的作品，在阅读市场的回响相当有限。
在乡土／本土思潮兴起後，此一思潮的创作美学为广大阅听民众所接受，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
二、谁主浮沉：两大报文学奖的成立
在文学社会学里，文学在商业中的活动，以报纸、出版业最为突出直接，它一方面制造了大众文化，一方面制造了落拓不群的文人，形成了创新的艺术群体。文学社会学者倾向於将作品视为实体：所有的文字印制品，如书籍、期刊、报纸，而且特别重视其产制传销的功能，因而思考的重点，就落在作家、书刊和读者三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1918-2000）此三者形构一套兼有艺术、商业、工技各项特质而又极其繁复的「传播操作」，将一些身分确定的个人和一些通常无从得知身分的特定集群连起来。文学奖的机制，一般咸以为主编、评审、得奖者。事实上，读者（含专业的文学评论人）、准参赛者（将於未来参赛者）、参赛者、主办企业，皆为成员，只是被忽略了。在两大报文学奖里，主办者和评审者同时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读者、准参赛者与未得奖的参赛者属无从得知身分的特定集群。
先看主办企业。美援（1952-1965）、出口（1965）加工区成立，推动台湾的产业转型，逐渐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发展，再加上教育普及化，加速「中产阶层」（middle class）崛起，他们是有力的读者群，支撑报社企业去占据资本，扩张发行量，形构茁壮的媒体。犹在报禁之中的1970年代，遂有两大报文学奖，《联合报》为纪念创刊25周年，於1976年9月，设立第一届「联合报小说奖」，後改称「《联合报》文学奖」（1994），《中国时报》则在1978年举办首届「时报文学奖」。两者皆出版得奖作品集。王德威指出，两大报文学奖的崛起代表有足够的资本与地位分润甚至接收国家文化资源的能力，呼应国策，并作有限度对话。
主编与评审，代表不同层次的守门人。主编敦聘评审，虽然难免人情酬庸，或局限於视野，或受制於习性，但思考过程里，必定曾以「代表性」做为检择人选之索引。两者的连结，俨然就是文学意见领袖，扮演着分配资源的权威，将讯息传送至接受者。尽管选择的机制采合议制，他们的理念未必可以获得完全的实践，但评论的过程被记录、发表，仍然具备影响力。评审的文学取向，对於读者，产生指导的作用。协商之後，评审共同决定了可以进入通路的信息，他们所作的价值判断，经由文学奖颁奖、决审会议记录发表，乃至得奖作品出版获得理念实践，翁秀琪谓之为社会控制的形成。得奖者固然冠冕加身，评审者的荣宠、主办者的权杖、准参赛者的风起景从，亦不容忽视。以故。观察文学奖的女性评论家邱贵芬特别注意到评审工作「是规模宏大的深度文学批评工作」，但评判「本身就是一种争取权威以及正当性的象徵性权力斗争」；评审结构的文学奖甄选、评审的「文学观、审美经验，影响台湾年轻写手的文学创作风潮」。何以谓？文学奖，系副刊向阅听人提供的文化服务之一，阅听人的特殊品味、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与特定的阶层结构相对应，在发展中不同的阅听人会各自产生所谓「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当大多数的自我意识与消费选择相结合，便会形成风潮。这也就是为什麽，历届参赛者都有非常明显的参赛意图，「反而容易失眞」。
如同庄宜文、施淑两位学者注意到的，得奖者确实形成「世代」。「世代」接受共同的讯息、累积共同的历史经验，被置入共同的社会背景，拥有专属於他们的技艺（craft），在创作议题与写作方式阅领时代风骚。但这并不意谓着他们没有纷歧，朱天心、张大春、杨照、平路、吴锦发、廖蕾夫、宋泽莱，无论就那一方面看，都呈现光谱的歧异。世代意味着并时性的同侪，「班底」则是指出一个贯时性的作家（含主编）集团，他们分享共同的文学立场与意见，汰选外来的参与。文学奖则是突破「世代」与「班底」之圈限或压抑的拔擢力量。在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里，获奖者取得象徵性的占有，受到文化能力的屏障，也就取得进入文坛的凭证。而奖项，不仅是具体的金额，代表做为写作的专门技艺实际收益，是一种获利，可以依赖谋生，也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构成消费、生产的结构。黄凡得奖後立即辞去工作，专业写作，多次得奖使彵得以「专业作家」的身分营生。同时，为奖项而设计的「勳章」，《时报》文学奖的翻铜、《联合报》文学奖的青铜雕塑等奖座，由名家设计，材质耐久，透过颁奖的一定形式，行礼如仪，确是如假包换的实体文化印记。以是几无人可以否定文学奖的力量。也有的观察家或评论者，如焦桐，把文学奖视为建立文学声誉最简单直接的途径，但这其实还不足以说明其实况，它根本上更接近科举时代的「终南捷径」。对许多人而言，文学奖近乎奠基於丛林法则的成人礼，有助於圈外人迅速进入场域，获得「位置」。如以一篇小说为对象，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文学「场域」的概念在这里获得落实。
每一次的文学奖，都不免经历议题、性别、省籍的角力。评审，相对於主办者、读者、参赛者／准参赛者而存在。以「场即位置」的观点看，文学奖场域中，主办者系第一位置的守门人，评审则站在第二位置上，年度选主编、年监撰写人为第三位置，各种选集则为第四位置。主编、评审、得奖者进一步发展出或加强了拟师徒关系，一如科举时代的中举人与座师。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丁亚民、蒋晓云、锺晓阳、杨照等；张大春与骆以军、袁哲生。
文学奖主导文学品味，提起风潮，自然而然地，如果不是形成文学典律（canon）的全部，至少也是典律生成的重要机制。所谓「典律」，系文学监价的准绳，此一绳准之形成，取决於评论者、出版者、教育者共同形成的「公器」（institution）。通过权力的运作，评论者的诠释，出版传销者对此「象徵资本」进行运用和周转，具有专业独揽与权威公信的特质，确立了写作的规范。不过，我们往往忽视历史进程中，「偶然性」（contingency）动因的存在。例如被视为引领政治小说风骚的赖索，作者黄凡说他从未想到赖索的性质，写《赖索》，不过是因为他上班的公司老板似乎有这麽一个被政治迫害的背景，於是就写了。再者，评审人选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创制、因袭。事实上，无人能确知，下一次的题材是否仍有效，反倒是独创者开拓的崭新空间，或者生新不成熟浮现的罅隙，提供了後继者书写的可能性，成为前导。
文学奖的终始粗观似乎只有评审讨论、作品刊登、得奖感言三部分。仔细看去，它其实包含一个更细致的传播网络：奖项本身、奖项主办者、消息公布、作品结集出版、年度选、年监、以及历史记录。
三、主流与支流：现实主义与女性文学
（一）现实主义文学
（1）乡土文学
1950-1960年代的台湾文学，开拓出现代文义文学的流派，当时台湾都市化尚未开始，然而，观察白先勇等人对於西方现代文学大师贝克等人的心仪，《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发刊词里，对讲求写作，使之成为「手工艺」的追求，以及无数
引介的翻译文学，都具备介绍认识的动机，学习模仿的宣示，事实上是「横的移植」之开花结果。要到1970年代的乡土小说，才真正遭遇了台湾社会的都市化、资本化的问题，而其表现形式，许多呈现出现代主义洗礼後的实践。如王祯和、郑清文、锺肇政、李乔等，他们使用方言、锻练文字、呈现风格，奉行的叙事典范，几乎都在现代主义笼罩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乡土初起，台湾仍属中国版图；本土兴作，台湾已力图自中国版图析离，这一点可以从《文学季刊》与《文学界》创办做为指标。
锺肇政在1960年代即已着手创作以文学映耀台湾人历史经验的作品，进入1970年代续有发展，《插天山之歌》（1975）、《沧溟行》（1976）、《浊流三部曲》（1979）等，叙事的气势浩荡，迄今扣人心弦。陈映真检讨西方资本主义对台湾经济究竟是「支援」，还是帝国侵略？〈夜行货车〉（1978）强烈批判跨国公司。黄春明的〈锣〉、〈溺死一只老猫〉（1976）、王祯和的〈嫁粧一牛车〉（1967年发表，1975年结集），关怀经济现代化的时代中被放弃的小人物。洪醒夫的作品写农村平凡人的生活琐事，探索台湾农村社会所面临的变迁与没落，〈吾土〉（1978）里的阿荣伯，十分固执於「有土地才有依靠」，但他毕生心血换来的土地仍旧落得被拍卖，他在悬梁自尽前再三叮咛土地「是我们的命」（238-39），清楚写出土地做为一种生活依傍与货币价值的差异，而前者彻底落败。宋泽莱的《蓬莱志异》在1980年结集，发表的33个短篇小说，写地主沦落、中间剥削、奸商投机、选举恩怨等等，为动荡的台湾岁月巧妙地勾勒出一幅影影幢幢的风情图。王拓早期以渔村生活为背景的作品，《金水婶》〈1976〉、《望君早归》（1977）与渔村生活为背景；杨青矗的《工厂人》（1982）、《工厂女儿圈》（1982）着墨工人的生活。
乡土文学作家具有鲜明的反新殖民主义的民族本位意识，将文学具体化为人间行脚的践履，批判现状，挑战当时政府提倡的乐观、知足、奋发的生活精神，蓄积为台湾向上提升的动能。在1980年代，乡土向本土完成概念的转化；当世纪末全球化浪潮兴起後，普世性发展的结果，「地方」（place）取代「空间」（space），乡土文学的创作与意义延伸，从不曾因为1970年代的逝去而中辍。
（2）报导文学
报导文学在1970年代大盛於台湾，当时工安灾害迭生，多半是工厂管理疏失所造成的毒化学物质外泄或污染，震动一时的米糠油中毒事件，生产者浑然不知、中毒者不明所以，当时对於工安管理及食品安全的概念不足。萧新煌〈谁在关心台湾的自然环境？生态保育观念的形成与演进〉指出，1970-1980年代，在台湾扮演生态保育观念的提倡者有3种：一是诉诸以「理」的学术界，二是诉诸以「情」的文艺界，三是诉诸以「法」的立法委员。这也正是报导文学的轨迹。
在理念上，服务乡土，因而它远承1930年代报告文学之绪余，在文体上，它则是一种由新闻报导发展历程中所衍生的文学类型，以时间更近的美国1960年代的新新闻学为宗师。忧民淑世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学院，成为文化界的尖兵，热情与理想汇聚成一股道德勇气，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投射在他们所生存的空间。对文学工作者而言，透过这种服务於现实人生的良心作业，文字工作已经不是纯粹的创作，更包含了追求真实与推动变迁的目的性。
高信疆主编时报〈人间副刊〉，推展出报导文学。接着，〈联合副刊〉、《民生报》副刊〈天地〉（1980-1981）亦加入了报导文学的风潮。期刊方面，则有《传记文学》、《综合月刊》、《汉声》、《皇冠》、《时报周刊》、《人间》杂志、《大自然》等，先後投入报导文学的行列。
报社或杂志的大量投入报导文学，自然使得1970年代中期崛起的工作者，多半任职於报社或杂志社，不乏各文学奖报导文学奖得主，如，古蒙仁、翁台生、林元辉、陈明磻、李利国、陈怡真、心岱等，他们以采访、编辑与撰稿为其经济来源，许多作品也正因为媒体的支持而得以成就。
报导文学的特色是，它有必须传导的信念，执着於「在场报导」，强调亲知闻见的经验，书写的可信度极为重要。影像是建立可信度的重要准据之一。而且，根据後现代的观点，语言无法如实建构眞实世界，只能涵盖（constitute），卽便是理性语言亦不例外。为了补救语言完全反映眞实的不可能性，影像也是不或缺的。这可以说明影像??特别是摄影在报导文学里无所不在。
文学可以做为一种艺术而存在，不必斤斤计较其功能。然而做为传播行为的报导文学，它不能忽略传播的最终目的：效果。一般而言，效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送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否损失或失真；信息传递的速度与范围；接受者能否正确解释与作出发送者预期的合理反应。信息传递速度、范围与效力，受社会环境、共同经验、通道的制约。报导文学因为社会的需求──环境污染而兴起，也因为社会需求──环境污染不再或形态的改变而衰微。（二）女性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菁英於中文书写的反省固然形成1970年代的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文学外译现象，亦不可不注意。
相对於整个1970年代，在野的民间力量日益庞大，中产阶级的政、经实力日益增加，妇运的兴起与进行，脚步相对显得蹒跚，纯然是一种边际的姿态，吕秀莲「女人必须先做人，才做女人」、「左手新女性，右手民主人」的个人经验正说明了早期妇运依违於政运的关系。吕氏（1970）一面透过撰写文章，举办演讲、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经营「拓荒者之家」与「拓荒者出版社」，在高雄、台北设立「保护你」专线，一面抨击社会中种种男女不平等现象，要求修改民法、国籍法中关於子女姓氏、国籍、监护权、亲权、夫妻财产等父权法条，并为「民法亲属编修订草案」和「堕胎合法化」两案催生。在性别论述上，吕秀莲颇见摇摆，她主张「先做人，再做女人」、「人尽其才」，又强调女人「是什麽，像什麽」，结了婚就必须尽到持家教子、守贞的「本分」，同时她在穿着上非常女性化。对於父系社会用以枷锁女性的婚姻制度，异性恋意识型态和「母性」，吕氏从未深入批判。尽管如此，由於当时的社会环境仍趋保守，女权仅对少部分中产阶级的职业妇女产生意义，难收成效。《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投身此一潮流的，有施叔青、李昂、欧阳子。施叔青与吕秀莲合办拓荒者出版社；李昂自谓曾经为吕秀莲提过公事包，并随之也投身妇女社会工作；人在美国的欧阳子，翻译了《第二性》（1972）。吕秀莲因美丽岛事件入狱（1979），1970年代的妇运告一段落。
新女性在寻找、建立新自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旧传统的冲突。男性中心社会有形与无形的压制与束缚，认同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得许多女性忧虑自我成就可能带来的问题，迟缓她们自我实现的脚步。此外，兼顾职业与家庭毕竟十分艰苦，生活时间分割零碎，不易做整体思考，大环境的限制，如社会对女性刻板的角色印象等等都阻碍女性知识分子进入更广阔的自我实现的空间。
女性文学曾领1950年代之风骚，1970年代略为低沉，但施叔青、李昂、陈若曦、欧阳子、蒋晓云、萧丽红各有表现。蒋晓云〈掉伞天〉（1976）、〈姻缘路〉（1979），工笔细致，不脱闺阁思维。朱天心、朱天文已准备初试啼声。
《千江有水千江月》（1980）被杨照视为一「结合乡土文学主题与浪漫女性书写习惯」，翻转了乡土文学惯有的「反抗精神」，准确预示了1970年代的结束。
通俗文学的推理杂志《侦探之王》、青少年文学《幼狮文艺》、《明道文艺》、通俗文学《小说潮》等。租书店里称霸的小说，武侠小说如古龙；言情小说如琼瑶、严沁……。1965年起，包括李行执导的《婉君表妹》（1965）、《哑女情深》（1965），以及王引执导的《烟雨蒙蒙》等电影，都由琼瑶的创作所改编。《窗外》（1973）、《云河》（1974）、《在水一方》（1975）等。这些号称只有客厅、餐厅、卧厅的三厅改编盛极一时。随後，琼瑶不再出售小说的版权（1976），与平鑫涛、盛竹如合组「巨星公司」，自立筹拍电影。要到1983年，《昨夜之灯》失败，琼瑶电影才正式告别影坛。其後，琼瑶作品转战电视，仍然成绩辉煌。
在乡土／本土、写实的追求下，另有一群人致力於台湾文学的国际化。1967年，齐邦媛接受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傅尔布莱特奖助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赴美研究，赫然发现国际所谓的「中国文学」，仅及於古典文学，现代则局限在五四（1909）到1930年代。国外对台湾的作家、作品一无所知。於是齐邦媛在1973年邀集余光中、李达三、何欣和吴奚真等学者，开始进行台湾现代文学的英译工作，台湾作品跃上世界文坛，这里是起点。
台湾第一本英译选集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在这套书里，齐邦媛选译1949-1974年间台湾出版的新诗、散文和短篇小说。费时3年，校对9次，终於1976年编竣完成，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采逐字逐句翻译，但求不违背原意，同时，兼顾译文的流畅。齐邦媛自谓其编译出版的原则是：「中国人的作品，中国人译，中国人纸印，由中国人出版。」这是第一部英文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大系，国内外人士的评价甚高，许多学校更采用为教本，至今仍为国外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林语堂与殷张兰熙创办《中华民国笔会英文季刊》（The Chinese Pen Quarterly）（1972）。齐邦媛基於友谊和使命感，参与笔会的翻译工作，挑选台湾文学佳作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引荐中文作品，并与殷张兰熙合作完成德文版《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集源流》，嘉惠在德国研习中文的读者，提供一本具体可参考的台湾文学资料。
1950-1960年的东西方冷战，以及进入1970年代在中国大陆持续进行、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得「台湾现代文学」空前绝後地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姿态转介於国际文坛，当中国的政治代表权在现实中逐渐失去，文化的代表权却依然故我。
结语
如今，回顾1970年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最惨淡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台湾人开始大规模地关心自己的土地，这是战後首次。对於自我、族群、社会、国家，乃至文学的艺术性，都提出意义深刻而具影响力的论述，反对党杂志的屡仆屡起、新世代诗人的出现、文学奖大张旗鼓、环保议题的白热化、外译文学的多采多姿，不论在诗歌、小说、散文，都留下可喜的成果。而李乔、黄春明、郑清文、锺肇政、王拓、杨青矗、李敏勇、李魁贤等，成为这个时代最可喜的收获。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