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内战失利，百万军民陆续从中国撤退台湾。从台湾人民的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送走40多万统治台湾的日本人，想不到短短4年又迁入一个新的政权。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是国民党初入台湾掌政「第一个十年」：在政局不安，方撤离中国「恐共氛围」，呈现於文化政策面是：国家机器深入文坛运作，戒严法之下党政军一体，既管制报纸杂志各种媒体，也掌握出版机构、文艺奖项。
此时，刚脱离日本50年统治的本土菁英，由於政权遽然更替，语言文字都要重新适应、学习。且经历1947年「二二八事件」伤痕未久，只见荒漠文坛忽而新增大批追随新政府而来的右翼知识分子：大半是忠贞国民党员，很快占有重要文艺位置，如胡适之、张道藩、王平陵、陈纪滢、王蓝、纪弦、雷震、梁实秋、李曼瑰、夏济安、余光中等。前述两项相加──强力运转的国家机器，与位置上「操盘者」交互使力；中国来台文人或受命组织作家协会，或主持文学媒体，担任奖项评审，甚至发起、领导一个文学流派，整体而言，1950年代台湾文学生态，即是一幅由大陆文人掌控、囊括生产与消费，供需自足的「文学场域」。
政权更替所造成的语言文字强制性转换，等於在二二八以来停顿而荒凉的文坛上，重新加油启动，而加足马力的一刻，却是硬生生扭断台湾本地文学传统。省籍知识分子别无选择，需重头学习中文：也只有少数具中国经验，或认真学习中文者，才能写出与中国来台文人等量齐观的作品。省籍作家在文坛边缘相濡以沫，认真投稿应徵奖项，努力在荆棘的环境争取作家位置。
背後有国民党经济支援的文学机构，如作家协会与文艺杂志，夹带其反共意识型态论述及活动，如公开徵稿、定期举办文学奖，编印选集出版丛书等，左右着一代作家的书写形式与内容主题。杂志具有强大传播力，对「文学生产」与思潮的形塑不仅及於小众，透过大量印刷流通，甚至影响群体的文学品味。1950年代主流文坛，可由文艺杂志及其作者群，画分出两大阵营：一是国家机器运作所及的「党政军作家阵营」，一是以学院为根据地，掌握西方文化资本，沐浴美援文化的「现代派作家阵营」。两大阵营之外，从动态的角度看，来台女作家质与量的提升，省籍作家从边缘逐渐崛起，都是此时期不可忽略的文坛特色。
二、党国文艺机构与文艺奖项
（一）「作家协会」与「文奖会」
若非这10年间国家机器介入文坛的程度，比任何时候都深而广，文艺政策及其「战斗文学」特色也不会一再成为1950年代「文学史书写」关注的焦点。1950年3月，国民党中央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奖会」），每年分2次公开对外徵稿，入选者给予高额奖金。1950年5月4日，张道藩、陈纪滢等透过各报副刊主编，联络召集了150多位作家艺术家，选在「五四文艺节」，於台北中山堂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不但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省府教育厅长、省党部主委都来参加，晚上宴请全体会员的主人还是总政治部蒋经国主任。民间文艺团体不可能有这般成立规模。
「文奖会」在7年之间（1950-1956年底），收到的投稿作家3,000余人，投稿作品近万件，得到稿费补助者在1,000人以上。获得文奖会高额奖金者也有120人左右，得过小说奖金的，包括潘人木、繁露、孟瑶、王蓝、尹雪曼、尼洛、南郭、段彩华、彭歌、杨海宴、郭衣洞（柏杨）等知名作家。省籍作家得到长篇小说奖金的，有廖清秀的《恩仇血泪记》，锺理和的《笠山农场》，及李荣春的《祖国与同胞》。
为刊载「文奖会」得奖作品而创办的《文艺创作》月刊，编辑部就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1951年5月4日创刊，至1956年12月停刊，总共出版68期。依《文艺创作》设立宗旨，杂志内容固然呈现单一反共主题，但刊物的文类形式多样：小说之外，也刊新诗、曲谱，木刻版画、鼓词、文艺评论等。除了宣扬反共，培植新一代作家如段彩华，端木方等，杂志在每年元月策画「新年专号」，由多位评论家回顾一年来各类文学概况，为1950年代台湾文坛保留文艺史料。
「文协」与「文奖会」两会成立时间颇值得留意。国民党政府迁台不过1、2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1949年刚正式成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才在台湾「复职视事」。数十万兵马方登岸喘息未定之际，党中央汲汲组织作家，将文艺等「精神建设」列为当务之急，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思想「势力」，抱持高度警戒与恐惧态度。1954年间由「文协」酝酿发起，动员数百文人参与的「文化清洁运动」最能显现作家协会的动员能力。这项以「除三害」为标语口号：声言「去除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运动，其实是一场运用组织之力消除文化异己，以便查禁所谓异色刊物的「文化消毒运动」，运动始末与国民政府一贯自称「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几年之内，作家组织接二连三成立：继文协之後，「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简称「作协」）於1953年8月成立，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团主任蒋经国）辅导成立的文艺团体，下设文艺杂志《幼狮文艺》。後来以杂文知名的柏杨，此时以「郭衣洞」本名创作小说，即在救国团任活动组长兼「作协」总干事，在文坛青年活动与组织上扮演吃重角色。1954年3月创刊的《幼狮文艺》至今仍在发行，是少数寿命超过50年的刊物，但就个别「生命史」而言，幼狮的黄金年代当在1965年由朱桥、瘂弦担任主编以後的岁月。1950年代它还是一份针对高中生与大专青年，由作协理监事们轮流主编的刊物，任务是「宣扬爱国反共」。1955年5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成员自苏雪林以下，有艾雯、徐锺佩、王文漪、锺梅音、刘枋、潘人木、张漱菡、谢冰莹等。透过「妇协」的组织力量，出版集体的《妇女创作集》至少9部，个人创作集至少20部。
（二）军中文艺与战斗文学
1950年6月创刊的《军中文摘》隶属「国防部总政治部」，是「纯粹为军人服务，为军人打算的新型刊物」（（发刊词）），初期并不对外发行。至1953年底的第58期後，於1954 年元月起，改名《军中文艺》，同时变更编辑方针，接受投稿，提出要「开辟军人自己的创作园地」。扩大内容後设有：文艺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评、战士园地、漫画等栏目，大量采用军中作家作品。1956年又改名《革命文艺》，「要使军中文艺的力量和社会文艺的力量交流互注，以扩大革命事业的阵容」，意指杂志已有充分实力可扩大对外发行，进一步影响社会与思潮。
自《军中文摘》、《军中文艺》而後《革命文艺》，从其编辑规模与作者群逐渐强大的过程，可对照这时期「军中文艺风气」之日益兴盛。这支「笔队伍」的壮大，加上军中年年颁发文艺奖项，不断培养新一代军中作家，此一文坛「国军新文艺运动」，或「提倡战斗文艺」的特殊现象，为其他文学时期或国家地区所无，是「五○年代台湾文坛」独有的文学景观。文学史书提到的文坛「三剑客」，即指服役於军中小说家朱西甯、司马中原与段彩华，不只活跃於1950年代，战後数十年间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
国防部自1954年起创办「军中文艺奖金」，如首届便设有散文、歌曲、戏剧等5大类，历届得奖人不计其数，如羊令野（本名黄仲琮）得过首届散文奖，瘂弦以新诗〈火把火把哟〉及〈祖国万岁〉分别得到二届与三届的诗歌奖。田原长篇小说〈爱与仇〉於第三届夺魁。大批由军中文艺奖项出身的文坛新秀，以後多分派到公私部门担任文艺教育或编辑工作。如羊令野後来是「国军诗歌队首任队长」，也曾主编青年战士报「诗队伍」多年；田原曾主持国防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瘂弦主编《幼狮文艺》之外，也曾是「联合副刊」知名资深主编。战後台湾文艺机构媒体及报刊主编、出版社负责人，类似上述从1950年代军系出身者难以计数，可以想见「笔队伍」之深入文坛，其对战後文学思潮之影响不言可喻。
（三）1950年代诗坛及现代诗运动
瘂弦1955年得军中文艺奖时才23岁，从政工干校（今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影剧系毕业。最好的诗作皆完成於1950年代，收集在1959年出版的《瘂弦诗抄》，1966年赴美2年回台後，成为忙碌的编辑几乎不再创作。与他同时期的郑愁予、商禽也差不多都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好的诗作，1950年代末分别出版了《梦土上》与《梦或者黎明》。1950年代前期，主导诗坛的是反共诗与抒情诗。1953-1954年间，诗坛「三大诗社」相继成立，先是纪弦创办《现代诗》，接着覃子豪、余光中等成立「蓝星诗社」编印诗刊。瘂弦、张默、洛夫等一群服役於南部的军中诗人则共同创办了《创世纪》诗刊。
1956年元月，纪弦在其主编的《现代诗》第13期上大张旗鼓地宣布「成立现代派」，公开发表宣言及「六大信条」，揭櫫现代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要「追求诗的纯粹性」，强调「知性」。纪弦本人以量产「反共诗」闻名，包办国民党各种战斗诗奖，也是这番背景，才可能在国民党眼下，招摇地成立现代派以争夺诗坛领导位置。後续效应，固然引来覃子豪等同辈诗人几场「现代诗笔战」，但笔战之频繁，反而炒热、活络了诗坛话题，让读者群扩大。纪弦、覃子豪两人都能写能译能编，甚至领导一个流派，占有诗坛重要位置──两派人马相互论战下，引发一系列对「西化」「现代化」「文学大众化」问题的公开辩论。这也让小众而热闹的「现代诗坛」逐渐向一成熟而独立的「文学场域」迈进，「文艺自主化」、「为艺术而艺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数年间诗坛笔战无数，如余光中、黄用、夏济安等发表於《文星》、《文学杂志》等扞卫现代诗的文章，更一路「打」进1950年代文坛主流论述，而成为当时「中西文化论战」之一环。
三、台湾现代主义与学院作家群
（一）夏济安与《文学杂志》
众多刊物中，《文学杂志》是1950年代文学性相对较高，也最受作家重视的期刊，由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创办。1956年9月创刊，每月一期共发行4年48期，至1960年8月停刊。撰稿者有吴鲁芹、陈世骧、朱立民、劳干、梁实秋、周弃子、余光中、林以亮、夏志清、刘绍铭、彭歌、林文月、林海音、琦君等，大半是知名度高，兼具学者资历的学院作家群。4年间除了刊登创作，也大量引介西方文论及作品。以量统计：翻译诗歌58首，散文11篇，小说24篇，剧本2种，约占总篇数1/6。像卡缪（Albert Camus）与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等名家，杂志上更以「专辑」呈现。夏济安既是主编也兼写文学评论，亲自操刀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便示范了「新批评」手法，一边写小说批评，一边把「现代主义」的定义、流派、性质等一一介绍给读者，圈内流传一时，给年轻作家不小的启发与影响。
原籍江苏的夏济安生於1916年（民国5年），早琦君1年，早林海音2年出生，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创办杂志时正好40岁。1950年从香港到台湾，此後一直到1959年都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由讲师、副教授而教授。刘绍铭、李欧梵、陈若曦、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叶维廉、庄信正等都在这段时间当过他的学生。做为「五○年代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和纪弦一样，在他身上也是「现代派」思维与「反共信仰」同时并存。夏济安来台之初用「乐季生」的笔名发表〈苏麻子的膏药〉等反共小说，也为美国新闻处所属「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译长篇反共小说。事实上，若非如此政治背景也不可能被允许在国民党严密掌控的文坛，创办及发行一份杂志。虽然1959年夏教授毅然离弃杂志，赴美追求更好的前途，无可否认的，他提倡的现代文学思潮逐渐生根发芽，1960年代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王文兴、白先勇等很快接下棒子，创办《现代文学》杂志。
（二）聂华苓与《自由中国》文艺栏
《自由中国》是16开本每期32页的「半月刊」，创刊於1949年11月20日，每月1日、16日出刊，直到1960年9月4日，创办人雷震等人被逮捕，杂志随之停刊，前後10年又9个月，出了260期。杂志内容虽以政治、文化、思想为重，但每期都以醒目标题，刊登至少1-3篇文学作品，从未间断。文艺性比重，约占15-30%之间，由女作家聂华苓主编，刊过300篇左右文学作品：其中8部中长篇小说，3部剧本，及其他新诗、短篇小说、抒情散文、文学理论、书评等各类文学文本，排列开来，隐隐然呈现1950年代文化菁英层及其文学变迁风貌。
若将《自由中国》文艺栏分成前中後3段，「前期」从1949-1952年底，此时台湾局势岌岌可危，美国又袖手旁观，国民党於忧患中愿意重头改造，杂志也全力配合宣扬反共，双方关系良好，属於利害与共的密月期。杂志既得到政府资助，也刊登不少反共小说，如1950年4月起分14期连载陈纪滢长篇小说《荻村传》即为典型例子。朱西甯早期反共短篇小说也密集在此发表，刊毕结集成《大火炬的爱》一书，即由陈纪滢个人主持的「重光文艺出版社」於1952年6月印行。司徒卫紧跟着刊出推荐性书评﹕「他是一个军人，一手拿笔，一手握枪，在两方面他都是真真实实的战士。」
「中期」从1953-1957年底，此时韩战爆发後有第七舰队护卫台湾海峡，国民党政府国防上既高枕无忧，内政之执行便日趋强硬专制。对照之下，杂志言论也渐由支持转为批判，内容着重於内政改革，尤偏重於宪政改革。文学部分则是聂华苓主编的高峰期，形式内容皆有可观，值得注意却常被文学史忽略的，是司马桑敦与郭衣洞的小说。
司马桑敦出身东北辽宁，本名王光逖。生於1918年（民国7年），1981年去世。早年在东北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军中记者，来台後当过《联合报》驻日特派员，着有《中日关系二十五年》、《张学良评传》等。在1954年2月的杂志发表小说〈在寒冷的绝崖上〉，写国共内战末期，一位守在山头阵地已7天的炮兵连长（主角兼叙述者），正退守东北寒冷山区某一绝崖。此时，大批共军正从山下层层围困，他从收音机知道，整个东北战局已剩他最後一个国民党小卒了。小说写他守到最後一兵一卒，眼睁睁看着部下及亲人一个个在山上冻死饿死，或给企图接受山下召降而背判他的人打死的全部过程。
做为一经历过战争的作家，司马桑敦一直有心通过小说，对国共内战「这段红潮弥漫的中国历史」有所反省。在他长篇小说《野马传》的书序上，清楚表达这样的意愿与宗旨。讽刺的是，这本完成也发表於1950年代的反共小说竟被标榜反共的国民党明令查禁，罪名是「挑拨阶级仇恨，暗示颠覆策略」。此案例显现「民间反省」与「庙堂反省」之间距离遥远，也留给研究者一个探究「文艺政策与文学生产」关系的议题。
这时期另一位风格特殊的小说作家，是後来以杂文出名的柏杨。1950年代他的主力创作是小说，长短都有，以本名「郭衣洞」发表。刊出的短篇〈幸运的石头〉（1954年4月）及〈被猛烈踢过的狗〉（1954年12月），都是1950年代文坛少见，别具个性的「讽刺小说」﹕前者讽刺官场，後者讽刺当时教育界（或「尊师重道」），都从反面书写，滑稽突梯，令读者拍案叫绝。1950年代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社会为背景的短篇写实小说，以及以邓克保为笔名，一本介於报导与小说之间，长销数十年的《异域》，都由自己经营的「平原出版社」出版。
「後期」从1958年起到杂志结束。1957年台湾举行地方选举，贿选引起民众不满，杂志又从批判的角色转为反对的立场。除了提倡成立反对党，发行人雷震也积极结合本省精英，参与政治运动。国民党当局终无法容忍而动手逮捕，杂志随之关门。这时期的文学栏则进入「西化时期」，不论诗或小说都有大量的美国来稿。如於梨华的留学生小说《也是秋天》的连载，丛苏一系列留学生散文，住纽约的乔治高有「美语新诠」专栏。
四、来台女作家的崛起与影响
主编聂华苓本身也是小说家。1925年出生，原籍中国湖北，中央大学英文系毕业。1949年来台即进入《自由中国》，主编文艺栏直到停刊。翻译与创作之外也到大学教书，1950年代在台已出版小说集《葛藤》、《翡翠猫》、《失去的金铃子》等。杂志被迫停刊後，1964年赴美国，1965年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创办「国际写作计画」组织。
（一）女作家风行於文学市场
除了《自由中国》，还有偏向通俗因而读者更多的综合性文化杂志如《畅流》、《自由谈》、《晨光》等，小说之外多刊载山水小品、旅游、人物掌故之类。这些刊物由於发行量大，稿费高，成为女作家聚集的园地。《畅流》是由「国民党铁路党部」经营的半月刊，全台铁路网成为最快速又便捷的发行系统。而做为「基本读者」的火车乘客，上上下下流量极大，早期的孟瑶、张漱菡、郭良蕙、苏雪林、谢冰莹都是经常执笔的作者──小说先在期刊连载，接着同一版型印成单行本出版，书也像杂志一样「货畅其流」不断再版。销量最大的是张漱菡的长篇小说《意难忘》，1952年出版的「畅」销书，1956年入选救国团「全国青年最喜阅读文艺作品」小说类第一名。「畅流丛书」系列还包括孟瑶的《心园》、《穷巷》，谢冰莹的《爱晚亭》，苏雪林的《归鸿集》，3位中有2位是大学教授，全是知名於文坛也风行於书市的女作家。
散文尤其是女作家之所长。单看前述「青年最喜阅读作品」散文类排行榜，10名中的前6名皆由女作家包办即可证明。这项在1955年透过救国团在全台各地的票选活动，散文类得票最高的，是艾雯散文集《青春篇》；其次是张秀亚的《三色堇》、《牧羊女》、《凡妮的手册》：一人同时囊括前面2-4名，可见其散文集受青年欢迎的程度。第五名徐锺佩的《我在台北》，第六名即前述《爱晚亭》──所有这些上榜女作家不止风光於书市，事实上这群来自中国，具有高学历，深受五四洗礼的女性知识分子，无不写作力旺盛，驰骋於战後文坛数十年，对女性文学的开拓，对台湾以後整体写作形式与风格皆影响深远。
女作家作品不仅仅是市场宠儿，在政府鼓励反共文学的时代，女作家执笔的长篇小说，同样在文学大奖上独占鳌头，更是後来常被文学史提起的名着。与同辈男性作家相比，可说在「严肃」与「通俗」两大文学领域皆不逊色。如文学史最常提的两部反共小说，一是潘人木的《莲漪表妹》，一是张爱玲的《秧歌》，与前述女作家出版模式相同，也是先连载而後出版──《莲漪表妹》於1952年发表，得到国民党「文奖会」奖金而在《文艺创作》上连载。该奖主持人张道藩不但称赞有加，还亲自为此书写序，让一位很少参与文坛活动的家庭主妇一夕间闻名於文坛。张爱玲小说《秧歌》先在《今日世界》杂志连载，1954年即由「美国新闻处」支持的这家出版机构印行，纸质精美且价格低廉。此书被当时读者接受的程度更高，除了得到学者如夏志清等撰文肯定，前述救国团举办的「青年最喜阅读」小说榜，《秧歌》还得到第四名，比《莲漪表妹》更受欢迎。
（二）女作家「集体出版」策略
1950年代非通俗作家出书困难，女作家更以「集体力量」为出版策略，让作品纷纷上市。例子之一，是透过「妇女写作协会」争取经费，或统一筹画，或挂名出版。总之，以「妇女文丛」为名，女作家不但编成好几部会员作品「联合选集」，也出版个别自费的文集。至1960年止《妇女创作集》共出5辑，个别短篇小说集4种，长篇有郭良蕙的《情种》，繁露的《怒潮》，刘枋的广播剧选集《陋巷天使》等，合计20余种。
例子之二，自行徵集作品编印出版，展示集体成绩。影响最大的一部，当属收录18位女作家小说，由张漱菡主编，於1953年出版的《海燕集》。这本书诞生於物资艰难的出版环境，编者又是出版生手，却热情地以个人力量从集稿到排印发行一手包办，「海洋出版社」印完此书後，就血本无归地成了「一书出版社」。但《海燕集》在文学史别具意义：既展现1950年代初期来台女性的文学成果，也呈现移民女作家的取材倾向，对海岛环境的适应以及关心思考的议题。收入小说集的作者是：张雪茵、孟瑶、张秀亚、艾雯、郭良蕙、琦君、繁露、王琰如、邱七七、童锺晋、潘人木、刘咸思、侯榕生、萧传文、刘枋、严友梅、毕璞、张漱菡等18位。
来台女作家的出生年代，集中於20世纪初叶到1920年代，启蒙时期深受五四与西潮洗礼。文人总是对童年及启蒙岁月记忆深刻，这时期作品题材也因此多半是：（1）忆旧与怀乡，如童年家乡亲情的忆念。（2）爱情与婚姻，如战乱男女分合的悲喜故事。（3）台湾经验，女作家移居岛屿之後的适应与融合。这些题材透过小说、散文、戏剧形式表达出来，成为这10年文坛的代表作。而女性作品中，又以书写启蒙经验的自传型小说成绩最为耀眼。这些作品女性意识突出，常被归为「女性成长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群女作家在动乱时代的资历，正好非记者即编辑。新闻工作的训练，使她们对文字、人物及时代背景反应敏锐，几部常受评家赞赏的长篇小说，如徐锺佩的《余音》，林海音《城南旧事》，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皆属此类代表。
五、《文友通讯》与本省籍作家群
195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报刊主编都是女性：一是主持《自由中国》文艺栏的聂华苓，另一位是主编「联合副刊」的林海音。报纸天天出刊，发行量更大更广，对读者的影响力比杂志还要惊人。出身台湾苗栗，童年却在北京长大成家的林海音，回台湾之後，除了努力创作，更在编辑台上热心提拔省籍文人，刊登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
林海音也是第一位执笔介绍省籍作家的人。在1959年12月的《文星》杂志第26期上，曾发表〈台籍作家的写作生活〉，生动详实地介绍他们的生平背景，各人家居嗜好等生活细节。分别写了11位：锺理和、施翠峰、文心、锺肇政、陈火泉、何明亮、郑清茂、林文月、李荣春，以及最年轻，刚从台湾大学商学系毕业的郑清文。林海音在文末作了如此总结：「我要总说一句，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都谦虚而诚朴，不肯承受作家的头衔。但他们都承认这一点：他们必将勤勉的努力下去。这本是我海岛人的特性啊！」
（一） 《文友通讯》作家群
《文友通讯》严格说算不上是正式发行流通的杂志，虽然定期出刊，却是超小型的「内部刊物」，由锺肇政在1957年以手刻钢版的方式，每个月汇集各文友的信，再油印寄给文友7人（後来又加入2人）。在他写给锺理和的召集信上说﹕「每期九开白报纸两张为度，不收费亦不发稿费……所有文友硬性规定每月寄稿1次」」。不可否认，锺肇政的职责相当於发行人兼总编辑。刊物的内容包括3大项目﹕（1）文友动态（2）作品轮阅（3）作品评论。通讯直办到1958年9月结束，整整持续了一年多。文友7人由老而少依序是﹕陈火泉、廖清秀、锺理和、锺肇政、施翠峰、李荣春、许炳成（文心）。
这个刊物的宗旨，如锺肇政所说﹕是要「切磋砥砺，互通声气」。省籍知识分子在庞大的华语体制下，正埋头努力跨越语言的障碍——日本殖民台湾50年，受的是日文教育，惯用的书写语是日文，母语则是闽南或客家话。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有志於中文创作，且多数已发表不少作品。事实上成为「文友」的三条件是﹕台籍，有心於小说创作，且已有若干作品发表。从《文友通讯》简陋已极的杂志形式，土法炼钢式的油印发行，不难想像这一作家群是处在当时文坛何等边缘地位。
即使处於最边缘的角落，文友们於「通讯」期间，却正是30-40之间的盛年，写作勤快的，如廖清秀，施翠峰，锺肇政，不只创作，还从事大量的日文翻译。一半以上的文友，得过当时的文艺奖项或徵文，长篇小说如廖清秀的《恩仇血泪记》（1952），锺理和《笠山农场》（1956），李荣春《祖国与同胞》都得到国民党「文奖会」给的稿费奖金。3部书最後虽都自费出版，读者群不大，但以作家群「得奖比率」来看，并不输《自由中国》文艺作家群。查看文奖会7年全部得奖名单，後者只不过彭歌的《落月》得到1956年的第三奖，还是排在锺理和《笠山农场》第二奖的後面。也许这类奖项意在鼓励，成名作家不见得都去角逐。但我们看到「文学奖项」在那样的年代，其实提供了边缘文人进入文坛取得作家资格的最佳管道。
（二）锺理和与锺肇政
根据林海音的主编杂忆︰1959年的4月14日，锺理和的第一篇小说〈苍蝇〉刊在联合副刊，第二篇〈做田〉发表在同月18日，从此奠定了他向联合副刊投稿的基础。直至1960年8月4日锺理和去世，一生着作，可说90%都在联副发表。继〈苍蝇〉之後，是〈草坡上〉、〈挖石头的老人〉2篇散文。1961年8月作家去世时，中篇小说《雨》，随即从1960年9月1日起开始在副刊连载，直到10月11日结束。这是他去世前病中不断修改的小说，稿纸上还有他喀血的斑斑痕迹。
长篇小说《笠山农场》虽早在1956年得到文奖会长篇小说第二奖，却因所属杂志停刊而一直没有刊登机会，锺理和为让原稿能面世，几度心力交瘁。此书以日据末期至战後初期的南台湾农场兴革为背景，以农场少主人刘致平和女工刘淑华的同姓恋爱为故事主轴，因同姓结婚是当地习俗一大禁忌，两人历经世俗的磨难阻碍，男主角最後只有带着恋人远走中国大陆。小说以素朴生动的文字描写大自然山林景观与客家风物，呈现浓郁乡土色彩。
锺肇政这时期常用笔名「锺正」「路加」等发表翻译及创作，与叶石涛、聂华苓同样都是1925年出生。桃园龙潭人，毕业於日治时代彰化师范学校（今彰化师范大学），一生的职业是国小老师。光复後努力学习中文，1950年代初即向报刊投稿，195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写作与监赏》即为翻译作品，由陈纪滢主持的重光文艺出版社印行。长篇小说《鲁冰花》最早也是在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上连载，从此步上长篇小说马拉松长跑之路，包括1960年代完成的「浊流三部曲」──《浊流》、《江山万里》及《流云》，写自身在殖民地时期的成长经验，更发挥客家文人坚忍的毅力，开启台湾文坛大河小说创作的先河。锺肇政所处的时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与反共文艺当道，是从语言工具到政治氛围都十分不利於台湾文人的文化环境。若非具有本土文人深厚的使命感，以及对文学狂热的爱，如何能在艰困的年代，教书之余埋头写作之不足，还费心聚集文友，创办一份彼此取暖鼓励的油印刊物，成为本土作家群的精神核心，承续一线文学香火。除了本身创作量惊人，锺肇政在本土文学发展上，还是一双「推动摇篮的手」，从1950年代起便看出他的成绩。
六、结语
1950年代做为一个「文学时期」，正好接续在由日本人统治半世纪的「日据时代」之後，又是在崇尚西化或美援文化的「六○年代现代主义」时期之前──用近年流行的「後殖民」语言来说，前者正是被「日帝」殖民，後者是被「美帝」殖民的阶段。而夹在中间，这段「承先」与「启後」的1950年代，对照之下，岂非不折不扣，正是国民党威权统治机器全开，从台湾人的角度看，是被「中帝」统治的时代。不说1947年二二八血腥镇压留下的伤疤，光就强制性语言转换，人人要重头学中文，即显示台湾文坛再度被殖民的证据。1950年代是国民党刚进入台湾这块土地第一个10年，10年之间，国家机器介入文坛的程度，比任何时期都深而广。王鼎钧写过一篇〈反共文学观潮记〉，短短几句就勾勒出整个时代氛围。他说：
「1950年3月，蒋介石总统於「引退」一年零一个月之後宣布复职，「国王的人马」各就各位，动用一切力量巩固台湾，抗拒中共扩张，文艺成为其中一个项目。」
说明了国家机器必须介入文坛的起因与现象。王鼎钧虽然人在海外多年，本身却是当时文坛的「过来人」，亲历也熟悉国民党的政策与运作。有意思的是，除了肯定反共文学在台湾的历史意义，他对文坛女作家风行与兴盛现象，有独到的诠释。他认为：写「身边琐事」的女作家群之所以热门，是因为：撤退来台的60万大军，「戍守外岛海岸山地农村，大部分没有家庭生活」，因此「爱看她们的小孩小狗小猫，编织白日梦」。相对於各文学史把1950年代称作反共文学或战斗文艺时期，此一从市场视角诠释的文坛现象，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五○年代台湾文学」，不失为可参考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