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社会改革与政治实践色彩的乡土文学论战，在1970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中落幕。积极参与政治改革的乡土文学作家──王拓与杨青矗，在对日後台湾民主／独立运动具有重要象徵意义的美丽岛事件中被捕入狱，充满了预示1970年代风潮涌动的乡土文学，终为1980年代文学本土论取代的象徵意味。因「美丽岛事件」余波荡漾而致的政治肃杀气息虽仍凝重，但台湾长久蓄积的社会能量并未因此而被抑压至更底层，反而以更恣肆的社会运动方式展现於1980年代。1980年代中期之後，台湾社会因种种具体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诉求，促使整体变动的速度加遽。1986年台湾第一个实质的在野党成立，1987年政府宣布解严、开放中国大陆返乡探亲、开放报禁，台湾正式挥别戒严体制。过去被视为禁忌的各种话题，陆续被搬上台面讨论，一时之间台湾社会陷入亢奋而混杂的状态。
1980年代中期解严前後，台湾社会同时面临着各种社会能量的释放，加上快速资讯化的新潮流，自1970年代以来即受到关切的各种社会文化议题，於1980年代持续受到关注并深化。於1960-1970年代仍有其社会作用力的传统传值体系，遭受更大的冲激开始崩解，社会结构进入更急遽的蜕变期。由於社会普遍生活内容与社群经验的质变，1980年代之後的台湾，展现出与1960-1970年代迥异的社会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展现在文学上的是更多元的文学书写现象，以及「台湾文学」的正名。
1980年代的台湾文学，也在不断被催化变动的社会现实中蓬勃发展。就「台湾文学」的发展而言，1980年代是极重要的世代，因为长期潜伏於台湾社会文化中对於「台湾主体」认同的意识型态、「本土化」的要求，正式成为台湾社会全体共同的课题，「台湾文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展开其「正名」的进程。延续1970年代社会氛围的转变，1980年代台湾文学的知识体系，也分别以台湾意识论战、台湾文学正名论、台湾文学本土论…等重要议题及论争为经纬而开展。
进入1980年代，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快速开展，社会体质急遽变迁，言论空间相对地不断展延。台湾文学也在迥异197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进展，对於「台湾文学」「正名」的相关讨论，也开始大规模展开。1980年彭瑞金发表了〈19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一文，除了展望1980年代台湾文学的发展之外，对於1970年代乡土论述、新兴现实主义文学的评价趋於负面。彭瑞金的论述，相当程度地为我们预视了进入1980年代之後，台湾文学阵营意识形态分裂的可能，以及文学中台湾结／中国结论争的必然。
1981年1月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奖得奖作品〉，首度引发1980年代台湾文坛，针对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热烈讨论，詹宏志在文中提出了「边疆文学」的说法。「边疆文学论」的思考理路，基本上是顺着1970年代被普遍使用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观，而发展出来的对於台湾文学定位的一种焦虑。詹宏志的言论其实透露了1980年代，在本土意识高涨、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的纠结，即将全面发酵的感觉结构中，文学论述者对於自我（文学）认同、定位的焦虑与不安。同时促使反对边疆文学论者，群起界定「台湾文学」的义涵。1981年7月《台湾文艺》策划了「台湾文学的方向」专题座谈，「台湾文学」一词的正当性，成为讨论的重心。论述者对於「台湾文学」的属性问题，提出的各种积极界定与说明，使「台湾文学」一词，取代了过去广泛使用的「乡土文学」。循此而下的所谓「文坛南北分裂」说、台湾意识的论争、《一九八三年诗选》事件、台湾作家定位问题、台语文学论战……等等论争，使得台湾文学定位问题，自1980年代初即成为贯穿1980年代、甚且延续至1990年代仍持续发烧的重要文学议题。这并不意味「台湾文学」已然完成其「正名」的过程，因为「尽管在使用的正当性上有所共识，但是，在不同的诠释立场下，「台湾文学」如今显然更是一种接近於复数型态的存在」。
关於「台湾文学」意涵所蕴积的内在问题，则全面爆发於1984年，以陈映真与陈芳明为主力的台湾意识论争之中。在陈映真与陈芳明两人针对台湾文学所引爆的辩论，其争辩的基础，其实是深具政治意涵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认同的歧异。1983年6月4日，〈龙的传人〉作者侯德健自香港赴北京，6月11日《前进周刊》11期，批露了侯德健到达北京的消息，并刊登了杨祖珺的〈巨龙、巨龙，你瞎了眼！〉，相关讯息引起台湾社会极大的震惊。由於〈龙的传人〉在官方大力宣传之下，其歌咏的「长江美、黄河壮」，便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主义」的通俗版代言人。因此侯德健赴北京，对於标榜精神上归向「中华民族主义」、认同中国意识，现实言论中高倡「汉贼不两立」、「打倒万恶共匪」的官方意识形态而言，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而关於「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论争，也由此延烧经年。此次意识论战，其论述言辞立场之鲜明、攻击对手炮火之猛烈，均是战後关於「台湾意识」最具规模的论战。1984年1月，陈映真於《文季》发表〈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可说正式对台湾文学本土化论提出批判；对应於陈映真的论文，其时在美国的陈芳明亦於《台湾文艺》发表〈现阶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着力批判陈映真的「中国意识」。在这次的意识论争中，分别以陈映真与陈芳明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论」和「台湾文学本土化论」的对峙与决裂，实际上乃是1977年即埋藏在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与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两篇文章中，相左歧出观点的深化与对诘。至此，文学阵营中，「台湾结」与「中国结」的对立完全浮上台面，而「乡土」的意识形态内涵乃完全由抵拒西化的民族主义倾向，转化为以台湾本位为优先的「本土」观念。
「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对举，其实对应着「悬疑中的台湾历史」所产生的「情结」，其分别代表着对於文化／历史／国族的「认同」与「排拒」。「台湾结」同时包含了「文化的认同」、「民主的符号」、「立国的象徵」等多层次的概念。所谓「台湾结」的形成，可说是台湾社会自1970年代以来，「支配／反支配」抗争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与具现。自1970年代末迄1980年代中叶，台湾社会蕴积的社会能量转化为峰涌不断的社会运动，群众对国家定位的再思考，民族认同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促成「本土化运动」或「本土意识／台湾意识」日益勃兴，成为一种社会整体均浸染其中的，无可回避的共同经验。以「族群认同」而言，在1980年代以前，对於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的理解，由於国民政府长久以来的教育与意识形态宣传，「族群」的差异甚或对立，仍被消解於官方说法之下。至於文化政治的认同，官方的中华民族认同，则仍是唯一可被承认与谈论的原则。但进入1980年代，对於「族群政治现象的理解」（具现为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对峙），已由「地域观念层次转变到政治认同心结层次」，其实意味着「问题的严重性已提升到逐渐为人所意识的程度」。这种社会内在感觉结构的转变，其实昭示着一种正在浮现或尚未浮现的价值的变迁，使得1980年代对於国家认同、国族论述或文学书写，均在一种异於1970年代乡土论述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进行。
而在1980年代「本土」观念取代「乡土」话语之前，乡土文学的书写，在1970年代末几次文学大奖中脱颖而出，逐渐确立其文学史的正统性合法地位。其中又以《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在1970年代中期之後，陆续举办的文学奖最受瞩目。其中联合报小说奖，1977年第二届得奖作品：杨福的〈牛〉，吴念真的〈看戏去罗〉，洪醒夫的〈黑面庆仔〉；1978年第三届得奖作品：张子樟的〈老榕〉，洪醒夫的〈散戏〉，履强的〈榕〉，吴念真的〈白鸡记〉；1979年第四届得奖作品：廖蕾夫的〈竹仔花开〉。中国时报文学奖，1978年第一届得奖作品：詹明儒的〈进香〉，洪醒夫的〈吾土〉，宋泽莱的〈打牛湳村〉。在乡土文学论战由硝烟弥漫而至战火稍歇的两、三年间，这些乡土文学作品屡获文学奖肯定，於文学史上的意义颇有为乡土文学的历史地位定音定位的意味。同时，1979年黄凡的〈赖索〉得奖则是更具时代（或文学断代）的意义。〈赖索〉获得第二届时报小说奖甄选奖首奖的时代意义，除了拓展了1970年代写实主义文学风潮的创作题材，更将文学的眼光自乡土文学标举的批判社会现实，转入过往无法触及的历史禁忌的范域，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独霸的社会，曾经有过的历史错谬与伤痛，也为1980年代政治小说创下先声。乡土文学运动在论战与创作协力推动下，逐渐取得文学论述典范的正统地位。但在美丽岛事件之後，涌动1970年代整一世代的乡土论述，似乎也暂告一段落。然而实际上经由1970年代乡土论述的催化，自社会各面向爆涌而出的社会力，却从未中断，并且以更沸扬的形态持续到1980年代，继续对「台湾（文学）」的主体性与定位问题进行辩论与对话。
同时，当「本土」观念取代「乡土」话语之後，台湾社会对於「本土」的一切（历史的、文化的、地理的）顿时变得渴求了起来。於是以各种文本捕捉刻画「本土」的实践便显得活络异常。在小说文本方面，便有了大河小说汲汲营构本土历史的来龙去脉，如1980年代初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姚嘉文系狱8年完成的7部台湾史小说、1990年代初东方白的《浪淘沙》、阿盛的《秀才楼五更鼓》、甚而如以新世代作家身分登场的林燿德的《高砂百合》等作品。更有通过写实形式彰显「台湾文学」抗争精神的作品，如：林双不、宋泽莱、杨青矗、吴锦发等人的作品，持续地书写着台湾的乡土故事。做为文化菁英的小说家们，通过「历史代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方式，「宣扬他们的历史认知，从而动员社会参加他们的政治认同或文化认同」。而在各类文本中，最能有效呈现文化菁英的历史建构、从而表达族群认同观念的文本正是──小说。因此，大河小说、小说中的历史书写相继出炉，追溯着台湾的历史源头，通过对台湾主体性正统地位的历史建构，确认台湾人的身分；通过历史书写，召唤台湾人的集体意识。对於台湾历史的论述与建构，成为一种具有宗教仪式色彩的展示，在这个确认（认同）过程中，台湾人的身分因之而成立、而闪烁发光，而得以取代中国国族论述，从而建立起台湾国族论述的正统合法地位。在此，国族认同已与个人身分认同混同难分。同时，作家／史家开始将其创作触角，探向过去禁忌的历史话题：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至於美丽岛事件。这些历史题材的重新掌握与剪裁，成为意图重新书写台湾史的话语论述，也成为塑造族群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见证。小说家通过文本，重构其国族论述，而我们也从文学／文化体系中，「乡土」、「本土」观念的转化过程，验证了文化知识菁英，对於文化／国族想像的位移。因此，对於台湾（本土）历史的书写，不仅彰显着台湾文学／文学史精神的重构，同时更承载了1980年代以来，经由全面台湾意识／本土化运动，所投射的一种完全去离「中国」的崭新国族的慾望。
在1980年代多元的现实情境中，台湾小说呈现出众声复调的瑰丽面貌。1980年代前期，承续写实主义传统而来的乡土书写，呈现出两种样貌。其一是，「乡土」退居为背景，作品仍描写台湾的风土民情，然却不再是1970年代具有改革意味的「乡土」概念。1980年代这类的乡土小说，仍以写实的手法描写台湾的风土人情，但写实主义藉由「再现」现实的艺术形式，完成批判改革的意图却已寥然无几了。在这类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是：对於日渐消逝於经济变革时代洪流中的「乡土」的缅怀与依恋。「乡土」成为城市人寻求慰藉的遥远的精神母体，小说家笔下的「乡土」，再不似1970年代承载改革意图、庶民真实切身存活其中的「乡土」，而逐渐成为一种对於逝去岁月情调的寄托。这便是论者所谓乡土、写实的原则概念「被驯化、收编」之後，乡土作品之表现，如萧丽红、履强等人的作品。另一类乡土书写者，则是在文学阵营中非属南派亦非北派的宋泽莱、林双不、王幼华等人。他们承继的仍是1970年代乡土论述标榜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却有意识地去除了乡土文学论战中，「第三世界文学论」蕴涵的中国认同的意识型态。作家扮演着抗议者的角色，展现了写实主义精神，以作品揭露、批判现实，从而传达作者的反抗意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仍可见及延续1970年代以来，乡土论述直陈的弱势东方文化对强势西方中心的反抗，对社会不公不义的批判。在1980年代台湾的社会现实中，现代性的建构尚未完成，追求现代化救赎与文明生活的欲望，仍在社会作用着，方兴未艾。也正在此时，後现代的文化语境萌芽滋长，「台湾」同时经历着现代与後现代转换交叠的过渡阶段。
在本土论述成为1980年代的主流论述之际，「本土」一辞幅射出的义旨，已然充满了政治的意涵与想像。正当文学本土论者通过文本建构，不断召唤「台湾（国族）精神」之际，小说书写的领域中，涌现了大量具有广义「政治正确」意涵的作品，诸如大河小说、以及积极建构历史认同的小说文本。然除此之外，1980年代之後，纷攘变动的社会情境，日趋开放民主的政治风气，进入消费社会的文化症象，在在催化着本土论述之外的小说文本。对於「历史」的追索，不只是召唤台湾集体意识的小说文本大行其道。历史断裂的伤口，亦是小说家们不舍地追捕的「真实」，於是而有二二八事件的探触，而有白色恐怖的重绘，甚而有故乡已成异乡、记忆（历史）再难接续的探亲（返乡）文学。至若「政治小说」，则在黄凡的〈赖索〉鸣响政治小说的号角之後，在陈映真、李昂、平路、张大春等小说家，再接再厉积极耕耘，「政治小说」亦已蔚为1980年代小说文本之特殊景观。同时，黄凡、张大春、王幼华等人描写台湾都会现实的作品，已然脱离政治正确的本土意识，而将触角伸展至在资本主义文明冲激下的台湾社会现实。至於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定义的後现代主义中「後（post）」的味道，则有待1980年代中叶之後，以朱家姐妹为首的作家阐发之。
同时，女性作家自1970年代末起，即屡屡自重要的文学奖甄选中脱颖而出，并且隐隐然形成一股不可漠视的创作势力。女性作家在1980年代初的小说奖中攻城掠地，也预告着女性书写终将在1980年代成为台湾文学风景中不容小覻的景观。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前期，许多女作家在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的文学大旗之下，另辟台湾文学的书写场域。作品中女性身影的凝望与浮显，情色与慾望的书写，较之过往所曾呈现者，女性文本形成了特殊的文字景观，女性音声於此鸣奏地更为丰丽多姿。女性作家通过男女情爱的悲欢离合，改写了男性论述中心的文学传统。女作家书写扰攘尘世怨女痴男的爱欲情愁，在国族认同、回归本土的喧声噪闹中，隐隐自成一脉，开拓了台湾文学发展的新领域。曾被视为闺阁话言的女性作品，在1980年代开始展现另一种力量与风貌。睽诸台湾当代的女性作家，至今仍为大家熟知者，如李昂、袁琼琼、蒋晓云、萧飒、苏伟贞、廖辉英、西西、平路、朱天文、朱天心等人，不论其创作始於1970年代末或更早，纵观她们於1980年代的丰硕创作，无疑催熟了1980年代女性创作的丰收期。作家笔下的男女情爱缠绵，时或隐退为背景，从中且时时昭告着女性的爱欲想像、追逐与陷溺，由之而浮显轮廓明晰的女性主体与视点。
1980年代後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都市中，都市的空间与质地，随着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不断地变化着。人们日常的生活的时空路径，面对资本主义关切效率、区隔分化的生产方式，以及消费体系的交错时，变得高度片断化。亦即在都会人们的生活中，与人际或事物的接触，乃是迅速而非绵长的关系。城市不断地填入新的内容，新的建设，也不断地扰动着人们知觉时空形式的惯性，并促使人们调整观物的方式。正因为外在世界的快速变迁与流动，人际经验的片断化，因此，城市以其空间构造物做为个人记忆、社会集体经验的标的物。在城市变异的空间形式中，在不断填补、置换、拼贴、杂融的文化内容里，铭刻着人们感觉结构的变迁。都会华丽的世纪末景致，投射的是身处现代／後现代交杂情境中，人们物质欲望的流窜，与孤寂荒漠心灵的喟叹。同时由於资讯快速流通，社会消费迅速代谢，小说家意识到1980年代台湾社会已然进入一个更急遽的转变阶段，人的感官经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目不暇给、却也疲乏无力、难有激动的阶段。创作者开始以形式的实验，试图穿透这个一切均转换为消费符码的社会，质疑沟通之可能与「真实」的意义，辩证「真实」的虚构本质。於是後设的、魔幻写实的小说在文学奖的助兴下，引领风骚蔚为风气。首开风气者，当以屡夺文学大奖的张大春与黄凡最引人瞩目。至於社会转型後的都会景致，在小说家精心铺陈下，都会风情、男女爱慾正式登场。在1980年代後期告别少时写作情态的朱天文、朱天心，小说中透着一股後现代人在时间深度消失後，人的主体性逐渐消蚀在日益精细的物质文明，浮游於都会感官消费中的张皇、无奈与惫懒。同时当台湾社会当下快速繁复衍生的感受与情感状况，已处於旧有语义形式可承载的有效边缘时，1980年代的创作者已然准备好发掘新的语义形象，运用新的文学形式，承载新的感官经验，以及正在浮显中的社会形构。
是以在1980年代文学语境中，可见及各类相容或相悖的情境同时并显。而文本中作家更捕捉了现代人在物质充塞、消费文化高张的现实中，开始跟随市场的脉动张皇失措﹑或喜或忧的精神状况。在现代主义的批判抗争的精神、抵拒庸俗文化的姿态尚难舍离之际，人们也已开始漫游於资讯网络的虚拟实境之中，并以各种文化消费修饰个体，填补难以言喻的虚空。在充塞着舶来的文化修辞，本土认同话语、以及历史记忆断裂的吊诡语境中，小说家们操演起各种文字的技艺，并在其间开展出异於前行世代的文学规模。因之，政治文学﹑情慾论述、高张的女性意识、後殖民与本土化，交响共构出1980年代台湾文学多元视维的凝视。
由是可知，就在1980年代台湾社会的普遍情境声嘶力竭召唤本土精神的同时，历史终将见证这片终能被视为独一无二、正要从中国论述的霸权中逐渐出走，建立起具有主体性正统地位的「本土」。并且以「本土」对决一切足以干扰「台湾」主体性建构的外因，本土化运动正激情荡漾地扰动着台湾社会的感觉结构。本土化文本的建构也正不断召唤台湾的「本土精神」，并成为改变台湾社会感觉结构的巨大引力。然与此同时，小说创作的园圃中，却也已开出各式或歌咏慾爱感官、或魔幻、或後设、或後殖民、或後现代，看起来一点「土味儿」也没有，却又生根於「台湾本土」，真实奔放怒长的奇花异卉。在1980年代「台湾」的文学语境中，若以「本土化文学论」为最引人瞩目的文学建构，那麽完全歧出於「本土化论述」之外，与之并时盛放着的：情慾论述、都市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以至於颂歌後现代物质感官的小说「奇葩」，其实也证成着1980年代台湾文学朝向「非典范的典范」发展的多元风貌。
总结而言，1980年代台湾文学的面向丰富而多元的，其并呈的是：魔幻写实与後设小说试图重构（解构）历史／真实；历史记忆的书写以台湾为叙述主体，追溯台湾的历史轨迹；政治小说突破过往的禁忌，开始探触被掩盖许久的历史伤口。同时迥异於1970年代城乡风貌的都会景致，也在各类文本中相继登场；至於大量涌现的女性／情慾书写则昭告着另一种文学风貌的成熟；而原住民作家以汉文字发声，勾勒着原住民族因长久以来的边缘化地位，以致几乎被遗忘的情感与历史记忆，也呼应着1980年代族群议题的重要性。1980年代中期之後，众声喧哗的文学现实，消解了1970年代以乡土论述为中心的文学典范，表现在文本创作中的便是「异端」不再是异端，而成为常态。禁忌的话题在19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成为开发文本题材的新矿脉，各种昔日的「异端」话语沛然并存，并在其中孕生形形色色「创造」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