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个中发展情形，以下从台湾史观出发，尝试历述明郑时代迄战後等四阶段的台湾古典文学史梗概，希冀兼顾历史视角与审美观点，体现社会思想意识，以及文学观念发生变革的相关情形，作一导论性质的说明。
壹、明郑时代
台湾的古典文学，本就是汉文学之产物，其兴起自与汉人／汉文化攸关，明郑时代是最重要的源头。
1661年，郑成功（1624-1662）驱逐荷兰人，改台湾为东都，王制的建立开始有了基础，但天不假年，次年猝亡。1664年，郑经（1642-1681）由中国撤守来台，百政兴绪，接受陈永华（？-1680）建圣庙、立学校以教子弟的建议，遂使汉文化及汉学在台湾紮下根基。而在文学上，延平二王、宁靖王朱术桂（1622-1683），以及随成功父子来台的徐孚远（1599-1665）、王忠孝（1593-1666）、辜朝荐（1599-1668）、李茂春（？-？）……等，再加上久寓台岛的沈光文（1612-1688），他们由於群聚避难之故，有了相濡以沫，唱酬慰藉的机会，就在这种充满遗民悲叹的哀调中，合力开启了明郑时代在台湾的文学序幕。
一、遗民／移民文学
在上述故臣文士中，今日所可见之相关诗文集，有郑氏父子之《延平二王遗集》、郑经《东壁楼集》、王忠孝《王忠孝公集》、徐孚远《钓璜堂存稿》、沈光文《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此外，未随郑氏来台的张苍水、卢若腾，也存有若干与台湾相关的诗作。考察这些作品的内容，或言亡国之怆伤，或感清人之压迫，或言退居台岛的无奈，在在充满激处之气，闻之令人心伤。因此，明郑时期在台的文学风格大抵是阴郁而激昂，沈痛而悲伤。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郑氏父子、宁靖王朱术桂所带头激起的忠毅自持、不屈不挠、誓驱异族的强烈反抗性格，更为明郑在台遗民文学掀起最为激昂壮烈的一页，如：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郑成功〈复台〉）
王气中元尽，衣冠海外流。雄图终未已，日日整戈矛。（郑经〈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
艰辛避海外，总为几根发。於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朱术桂〈绝命词〉）
简短的诗句中，分别呈显了郑成功开拓台湾，企图以小博大的勇力与志气；郑经立足台湾，坚不称臣降服的傲骨精神；以及朱术桂尽心无愧，死於台湾的守节表现。字里行间，凝聚了无比澎湃的昂扬热血，这是郑氏在台文学的高潮，更是乱世中「时穷节乃现」的最佳政治隐喻，往後也成为台湾文学史上不断被歌咏的主题。
除了反抗异族的抗争性格外，郑氏在台文学有关「台湾」意象的书写变化情形，也值得关注。就地理空间的书写言，卢若腾（1600-1663），虽不曾踏上台湾本岛，但为表达反对郑成功取台做为反清复明基地，其在《岛噫诗?长蛇篇》中将台湾想像为长蛇之窟，警告众人不可来台。而《留庵诗文集?东都行》则更进一步指出台湾，从地理、人情来看，确是野蛮而未开化之所。相对地，已有移民寓台经验的文人们，多少则能写出「发现台湾」的乐趣与「适应台湾」的热诚，甚而是「改造台湾」的企盼，如王忠孝〈东宁风土沃美急需开济诗勖同人〉、徐孚远〈东宁咏〉之作。
不过，在大半时刻，他们的心境是无法如此平静与坦然的，由於久居中土之故，他们在看待台湾风土时，大抵仍如沈光文一般以中土之眼观察台湾之物，且时时存有思归之心，终属过客心态。即如沈氏咏物诗作，他描写番橘、番柑、释迦果等台湾土生的水果时，虽以为各有巧妙可爱之处，但或不及中土所产，或者动念要移植回中原，甚至以〈释迦果〉「端为上林栽未得，只应海岛作安身」来自况处境，片言只语间，流泻浓郁的乡愁。
二、台湾意象与郑成功书写
有趣的是，相较於地理空间论述上的微不足道，在政治论述的系统中，台湾却以其做为一个充满能量的反抗异族据点，而有着巨大的身影。就以前引郑成功、郑经、朱术桂三首诗来看，篇幅虽小，却宛如郑氏王朝的时代缩影，从开拓台湾、立足台湾到死於台湾的心境，一一俱现，诗中浮显的不只是众人抵死不从的刚烈之气，更勾勒了台湾在政治上的新空间意涵，从原本布满荆榛的局促小岛，在脱离荷兰人统治後，竟而转化为能与顽强异族相对峙的重镇，开启了时人看待台湾政治角色的新视角。
大抵，郑氏时期对「台湾」的描写，开启了历代「台湾意象」的经营与塑造，而随着郑氏王朝的结束，「郑成功」其人其事也成为台湾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文学符号。在清领初期，一旦言及郑氏王朝，常以「伪郑」或「郑逆」称之；论及郑成功形象，则往往是残暴寡恩、洵非善类的批判。但不到10年，江日昇小说《台湾外记》（1704），对於郑成功却有了不同评价，其〈自序〉中特别标榜郑成功「克守臣节」的风范，小说里更以大鱼跳跃感生异象及骑鲸而逝传说，塑造其神格的海国英雄形象。何以短短时间内会有此巨大转变呢？此当与明郑降清後，清朝政府努力修补、衔承明郑在台历史的企图有关。
进入日治时期，有关「郑成功书写」更属高峰，洪弃生（1866-1928）、施士洁（1856-1922）、许南英（1855-1917）、林痴仙（1875-1915）、林幼春（1880-1939）、林仲衡（1877-1940）、林尔嘉（1876-1951）、林小眉（1893-1940）……等都有存作，大抵凭吊郑成功，成为台人世变沧桑之叹及追思故国的寄托象徵，或者做为反抗异族之隐喻。至於日人部分，也不乏以郑成功为书写对象者，如宫崎来城、馆森鸿、关口隆正、山口透、安永参、鹿岛樱巷、稻垣其外、金关丈夫……等，从中可见「日本性」、「大和魂」的阐扬。
三、重要作家举隅
至於明郑时期，较为重要的作家，当属郑经与沈光文。前者因近年发现在台之作《东壁楼集》而受到瞩目，後者则早被视为「海东文献初祖」而声名历久不衰。
（一）郑经
郑经，字式天，号贤之，在台期间，撰有《东壁楼集》，主要发抒「西方美人之思」，寓含忧国、思君之意，作品成於1664-1674年间。全集8卷，约480首诗，诗歌数量较诸当时其他在台作家为多，甚至超过沈光文相关诗作，意义非常。其次，诗集言情写志，充分流露郑经在台时的所思所想，有助吾人掌握其治台与抗清事功外的情性面向。
当时，郑经在台筑有潜苑，自号潜苑主人，又有东壁楼之设，因此诗集亦取名《东壁楼集》。诗集中存有歌舞欢闹生活的实录，此与郑经流连风月的刻板印象相近；但，笑语喧哗、酒酣耳热的景象并非主调，多数时候郑经忧虑军务时政，对西征怀有大志，集中存有多首与军旅相关作品，如〈悲中原未复〉誓言扫荡清人；〈不寐〉则表达天下未靖，难以入眠的焦急不安。面对千钧重荷，如何安顿自己？最後郑经因寄情山水，而找到宣泄的路口，故在诗集中，郑经的足迹不止闲玩於潜苑、东壁楼，更出走於山中野园、碧溪草塘、荒山丘壑、绿海波流……。或晚游江滨、乘月棹舟；或晓起寻芳、暮送归鸟；或策杖闲行、坐听春禽……，留下为数不少的写景抒怀之作。
（二）沈光文
沈光文（1612-1688），字文开，号斯庵，中国浙江鄞县人，1651年因飓风飘至台湾，1688年卒，终生寓居海岛30余载，在台所撰诗文不少。
有关沈光文在台的创作表现，在诗歌方面，去国怀乡是常见的主题，如〈思归〉中清楚呈现了多年来流落异域的孤寂落寞；〈言忧〉一诗则表达其对故国命运的无限牵挂与忧虑。而更多的时刻，沈氏在与饥饿搏斗，与贫穷相抗，〈柬曾则通借米〉即为最佳例证。而除了个人咏怀诗歌外，沈光文尚有记述台湾民情风物的作品，如〈番橘〉、〈番柑〉、〈释迦果〉、〈椰子〉、〈番妇〉、〈咏篱竹〉、〈州守新构僧舍於南溪，人多往游，余未及也〉、〈至湾匝月〉、〈题宁靖王斋堂〉……等，涵盖台湾地理、山水、果木、风土，颇能呈显当时台湾的各种景象。至於在文章方面，目前所见仅有〈台湾赋〉、〈台湾舆图考〉、〈东吟社序〉、〈平台湾序〉4篇。其中，〈台湾赋〉以台湾为对象进行书写，内容介绍台湾所在位置、荷兰与郑氏时期历史、岛上建设与建筑、各地地理环境与地景、农矿物产、果木禽兽、海中水产、民情风俗、人民习性、四季气候、当代政事……等，是後代作台湾赋者如林谦光、高拱乾、张从政、陈辉等之蓝本，甚至季麒光〈答客问〉一文也多所资取。
贰、清领时期
一、康雍时期
1683年，郑克塽降清，次年，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隶属福建布政司管辖，以东宁为台湾府，设台湾、凤山、诸罗3县。由於政治机构设置於南台湾，再加上明郑以来统治中心亦偏於此，因此入清以後，文风更见滋长，而当时台湾中、北部地区，虽有汉人陆续拓垦，但文学则尚属荒原，显见区域开发影响了文学的播种与紮根。
（一）流寓文人及其作品
此时期台湾文学属於草莱初辟，主要文学活动者还是清廷派来的流宦官员与寓台文人，他们或是透过儒学、县学、书院、义学进行汉文化的传播，培育菁莪；或是致力於地方志编纂，藉由艺文志选文，以文载道，裨益吏治。而对台湾文学影响较大者，则是其人来台阅历的书写，如1684年担任诸罗县令的季麒光，其相关作品，可见《蓉洲文稿》；1692年任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理学政的高拱乾，编纂《台湾府志》，并首开台湾八景诗书写风气。1697年，郁永河来台采集硫磺，後写就《裨海纪游》；孙元衡，1705-1708年间任海防同知，着有《赤嵌集》；陈梦林於1716年编《诸罗县志》，另着有《纪游草》、《游台诗》、《台湾後游草》；蓝鼎元因朱一贵事件来台，着有《平台记略》、《东征集》；黄叔璥，1722年来任第一任巡台御史，着《台海使槎录》；夏之芳，1728年来任巡台御史，编辑台湾最早之试牍作品集《海天玉尺编》……等。
在上述作品中，郁永河《裨海纪游》，历来评价颇高，是台湾文学史上重要着作。郁氏，中国浙江人，1697年春，前来鸡笼（今基隆）、淡水采硫磺，共计来台2个月。此书被视为攸关台湾历史、地理、文学的重要名着，内容涵括台湾历史的建构、原住民论述、风俗物产、黑水沟航海险象，及陆地景象的描述，通篇大抵出於清朝帝国本位及汉文化为上的观察视角；而其相关台湾书写的主要方向，日後也成为清代流寓文人的参考原型。另，由於该书内容丰富，且是清朝统治台湾初期的踏查之作，此一新鲜之旅的纪游，既可供官府治台，也可作游台之参考，因此深深吸引後来日治时期来台日人的注意。如伊能嘉矩在《台湾惯习记事》中撰文评介；诸田维光发行的《南瀛遗珠》丛书中，特就本书予以译注；台北帝国大学校长币原坦也在《爱书》上撰文介绍；西川满则将其改写为小说〈采硫记〉。战後迄今，叶石涛、马以工、蒋勳、颜金良等人均曾进行改写创作，可知此书之影响力。
其次，1705-1708年担任台湾海防同知的孙元衡（1655？-？），在台所写之诗集《赤嵌集》，集中歌咏山川、风俗、民物，颇令时人耳目一新，尤其台湾草、木、鸟、兽之记录，多系前人所未知；篇中有关渡海来台险恶水域的海洋书写，是继郁永河《裨海纪游》红、黑水沟描述的精彩之作。再者，1722-1724年间担任第一任巡台御史的黄叔璥（1680-1757），其《台海使槎录》也值得注意，该书内容包括《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其中尤以平埔族文化之记载最具特色，所述含括族群之语言、服饰、风俗、经济生活……等面向，从中可见平埔族人遭受外力压迫及汉文化冲击的困境。此书与郁永河《裨海纪游》，被黄得时誉为清代随笔双璧。
从上述着作，可以发现清初流寓文人或官员，面对台湾此一新收附的领地，有着无比的好奇与探究慾望，他们微观凝视原住民的一举一动，如郁永河〈土番竹枝词〉、孙元衡〈裸人丛笑篇〉、黄叔璥〈番社杂咏〉便是描述原住民独特奇风异俗，充满异国情调的书写；而有关黑水沟惊涛骇浪情景的描摹记录，以及岛内急流湍险的涉难经过，则在再现横渡台湾海洋、河川的冒险历程中，突显了清代大陆文人客台时的既惊又奇的心境。而除了原住民与海洋书写，是清初旅台文人注目的焦点外，1692-1695年间任分巡台湾兵备道的高拱乾，选择〈安平晚渡〉、〈沙崑渔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东溟晓日〉、〈西屿落霞〉、〈澄台观海〉、〈斐亭听涛〉等台湾府8处景观，撰诗歌咏，连横以为是台湾八景诗写作的先驱；而随着府、县、厅制度的改易，台湾其他地方後来陆续出现不同的八景及诗作，此一现象说明了八景诗的书写，已蔚为风气。
（二）本土文人的出现
相较於上述清初流寓文人的文学表现，康熙、雍正时期本土文人数目鲜少，大抵出身科举社群，如举人王璋﹙台湾县人﹚、贡生张赞绪﹙台湾县人﹚、郭必捷﹙台湾县人﹚、陈文达﹙台湾县人﹚、廪膳生李钦文﹙凤山县人﹚、廪膳生陈慧﹙诸罗县人﹚……等；其人作品，目前所见均属散篇，保存於方志的艺文志中，多数为八景诗。
（三）东吟社的设立及其意义
除了作家个人撰作有所表现外，文人集体活动也已产生，「东吟社」是目前文学史上所认定的第一个台湾诗社。关於「东吟社」，依据沈光文〈东吟社序〉所述，其在1683-1684年间，曾与赵苍直等人合组诗社，初名为「福台闲咏」，乃合省郡之名而言；1684年，诸罗县令季麒光加入诗社，并改易为「东吟社」。关於社名，沈光文寄寓「曩谢太傅山以东重，兹社宁不以东着乎？」之意，暗喻东吟社的社运，将如谢安隐居东山而後得抒大志一般，可以辉煌腾达；而季麒光强调以「东」命名是为了纪念在中国东南方的化外之土台湾，终於成为清国领地之故，可见政治意涵。
二、乾隆、嘉庆至同治、光绪时期
（一）本土文人纷出的文学史意义
乾隆、嘉庆到同治、光绪时期，文学创作人口倍增，此时本土文人渐能致力着述，更有诗文集传世，显见文学表现已具一定水准。其中南部文人，在乾隆、嘉庆时期已有个人诗文集出现，如章甫（1755-？），1816年由门生刻印《半崧集》；中部文人，以彰化陈肇兴（1831-1866？）在同治年间刊行的《陶村诗稿》为最早；北部文人，以新竹郑用锡（1788-1858）《北郭园全集》最早付梓，时在1870年（同治9年）。藉由诗文集出版的情形，可以发现，历经明郑及清康雍时期的萌芽紮根後，台湾古典文学逐渐茁壮，文学版图在区域上，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扩展，从前期局限於南台湾的文学活动，逐渐进展到全台，各地文学园圃终能开花结果。
不仅本土文人具有独立创作与出版作品的能力，道咸以後，颇多更跃升为当地文坛领导人物，得以改变前期流寓文人为主的文坛生态环境，得从文坛边缘位置向中心靠拢，卒而获致主要掌控权。这种现象的转变，才是清代台湾文学茁壮成长的关键所在。
（二）本土文人与区域文学
此一时期本土文人数量颇多，着作亦夥，重要者，除前述者外，南部如黄佺《草卢诗集》、《东宁游草》、施琼芳（1815-1868）《石兰山馆遗稿》，而施士洁《後苏龛诗文集》及许南英《窥园留草》亦有部分清领时期之创作……；中部则有丘逢甲（1864-1912）《柏庄诗草》、吕氏兄弟﹙吕汝玉、吕汝修、吕汝成﹚《海东三凤集》、吴德功（1850-1924）《瑞桃斋诗稿》上卷、洪弃生《谑蹻集》……；北部如郑用监（1789-1867）《静远堂诗文钞》、林占梅（1821-1868）《潜园琴余草》、陈维英（1811-1869）《偷闲录》、《太古巢联集》、黄敬《观潮斋诗集》、曹敬《曹敬诗文略集》……；东部如李望洋《西行吟草》、林拱辰《林拱辰先生诗文集》……；至於澎湖地区，「开澎进士」蔡廷兰亦撰有《海南杂着》、《惕园遗诗》……等。
以上作品体类，以诗歌为大宗，散文次之，骈文、赋体又其次；内容以咏怀言志居多，咏物、写景、记事居次，文字大率浅白平易。至於社会写实作品，则与时局动乱有关，大抵是在两岸发生变动时，如鸦片战争、戴潮春事件、太平天国之乱等，而在乙未之役达於高峰。而在这一阶段，台湾古典文学获致普遍耕耘，甚至形成不同的区域特色。在北台湾方面，台北陈维英诗文联语兼善，着有《偷闲录》及《太古巢联集》；门人张书绅，同样精工楹联；再如大稻埕举人陈霞林（1834-1891），王松《台阳诗话》亦言其敏於对联，可见台北地区的楹联文学相当发达。至於新竹地区则以园林诗而闻名，此与区内两大名园「潜园」、「北郭园」之设有关。以目前得见的诗集中，郑用锡《北郭园全集》、林占梅《潜园琴余草》、郑如兰（1835-1911）《偏远堂吟草》内，都存有为数不少的园林诗，尤其林氏诗作高达200多首，更为翘楚。
中部地区诗人及作品，则以能贴近民间，反应社会现实，关注百姓疾苦，而有其特色，如彰化诗人陈肇兴（1831-1866？）与洪弃生，於台湾诗歌史上皆有「诗史」之美誉。前者所撰《陶村诗稿》，卷七、卷八「咄咄吟」，写实记载同治年间戴潮春事件，百姓奔波流离的苦难；後者在《谑蹻集》中，对於清朝政府施政残暴及官员贪污面目表达强烈不满。
南部地区文人，由於学问根柢深厚，往往书卷气息浓烈，工於用典。稍前者如曾任海东书院山长的施琼芳；後如唐景崧（1841-1903）在分巡兵备道及台湾巡抚任上，两度兼理提督学政时，所选拔出於海东书院师生丘逢甲、许南英、汪春源（1869-1923），及担任山长的施琼芳之子施士洁等人。
（三）重要流寓文人及其活动表现
乾隆、嘉庆时期以後，由於中国与台湾两地接触较前频繁，来台官员或文人数量更多，其人或任官职、教职，或任幕僚，或从事旅游，原因背景不同，其所书写有关台湾的诗文作品，内容旨趣亦异。兹举其较重要者如，1741年张湄来任巡台御史兼学政，创设海东书院，编有《珊枝集》，着有《瀛壖百咏》，以百首诗吟咏台湾风物。1769年，朱景英来任海防同知，撰有《海东札记》。1804-1820年间，郑兼才两度任台湾县学教谕，曾佐谢金銮修《台湾县志》，着有《六亭文选》。1821年，姚莹任台湾知县，共三度来台，所书与台湾有关之论策辑为《东溟奏稿》。1847年，曹谨来任鹿港同知，旋署淡水厅事，撰《宦海日记》。1848年，徐宗干任分巡台湾道，着《斯未信斋文编》、《斯未信斋杂录》，并编《虹玉楼诗选》。1849年，刘家谋任台湾府教谕，着有《海音诗》、《观海集》。1887年，罗大佑任台南知府，着《栗园诗钞》。1885年後，唐景崧历任台湾兵备道、台湾布政使、台湾巡抚等职，着有《请缨日记》、《诗畸》。以上作品类别含括诗文集、方志、科举作品选集、日记等，而内容多涉及在台心境、治台经验及施政建议。
其次，中国大陆流寓文人或官员，藉由文学交流与社群活动，也大加裨益台湾文学的活络与进展，以台北地区为例，咸丰年後，板桥林家大厝落成，谢颖苏、吕世宜、陈梦山、莫海若等骚人墨客先後受邀来台，平日与林国华、国芳兄弟，研摩金石书画，叠咏敲诗，几无虚夕，於是，在外力的襄助下，林家当时虽未见以正途获得科举功名者，但透过延聘多位流寓文人也使其酷爱文艺的形象浮现，隐然成为另一个台北地区文坛中的重要家族，进而得与大龙峒陈维英家族相抗衡；而就整个北台文学的发展来看，林家子孙与吕世宜等人对文学艺术创作的积极态度，进一步使其能与新竹郑用锡「北郭园」、林占梅「潜园」文酒盛会相辉映，这对於台北地区文坛的发展，实具重大意义。
至於流寓文人与本土文人的结社活动，唐景崧於1893年所创「牡丹吟社」最见蓬勃，曾经与闻盛况的林辂存，回忆当时台士入社者便高达百数十人，显见唐景崧以其崇高地位，而能广招施士洁、丘逢甲、汪春源、林启东、黄宗鼎等知名文人北上参加诗社活动。因此，一个笼括流寓与本土文人的大型诗社能在台北地区出现，其声势之大，自然促使台北地区的文学大盛从前。
另外，流寓或游宦人士，在诗社活动上，引进了「诗钟」与「击钵吟」之作，使台湾诗社活动从闲咏、课题的创作型态，增添竞技游戏的色彩。前者如唐景崧任台湾兵备道时，曾在台南创立「斐亭吟社」；後者可以成於1886年新竹「竹梅吟社」为代表。其中，击钵吟的活动方式，竹梅吟社社员蔡启运（1855-1911）在日治初期以後，更将之推广至瀛社，尔後风靡整个台北，也促使日治时期台湾诗社的击钵吟风气更趋兴盛。
参、日治时期
乙未割台的沧桑之痛，对於台湾旧儒而言，不仅是沦亡的悲伤，也代表青云之路的终结，因此弃人弃民的心情充满了日治时期的文人作品中；再加上，日本统治初期的武力镇压，以及後来的不平等对待，殖民苦楚自然存在於文人心中。而另一方面，日治时代的台湾，正处於一个由旧到新的年代，不仅社会生活的型态有所转变，在精神感官上也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藉由大众传播、新式教育以及海外旅游……等管道，台人得以与世界接触，孕育出复杂而多元的文化思维。面对正在形成的「新世界」氛围，古典文人多少都能敏锐感受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此时期的台湾古典文学遂形构出不同明郑时期、清领时期的新面貌。
一、 文学生态的变革
（一）文坛领导权的位移
乙未割台的世变，固然冲击了台湾政治、社会、经济等面向的发展，其於文化层面实际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过去文坛主力的科举士子，相继选择内渡以逃避异族统治，因此出现不少文人外移的情形，而随着丘逢甲、许南英、施士洁、汪春源……等重要本土文人的离去，促使台湾文坛的领导权产生转移，因故未内渡的文人有了更多跃居要角、掌控发声的机会。其次，日治以後由於交通发达，文人为谋生计，常有迁徙他乡的情形，如此也造成本岛各地区域文学领导权的位移，例如新竹魏清德、台南谢雪渔（1871-1953），在乔迁後成为台北文坛领袖；新竹骆香林（1895-1977）、陈竹峰落籍花莲後，跃居为当地重要文人。
（二）古典文人类型的变化
日治时期的古典文人，在割台初期，有些人因为选择返回祖籍地，遂远离台湾，成了离乡漂泊之人；至於留台者，为了保持忠贞和气节，则出现为数不少退隐明志的遗民型诗人，成为当时台湾文学发展中令人瞩目的现象。只是，这群遗民诗人起初的心志虽同，後来却因为面对日本政权的笼络利诱，以及对前清祖国意识的转变，遗民文人最终有了相异的境遇，例如洪弃生、许梦青（1870-1904）毕生坚拒日人拉拢，抑郁愤死不改其衷；吴德功、蔡启运（1855-1911）则与日人较为友好。於是，不同的国族认同与政权应对方式，产生了不一样风貌的文学作品。
其次，离台与在台时间的久暂，同样也会影响本土文人作品内涵风貌，如「雾峰三诗人」林痴仙、林幼春、林仲衡的诗作对於台湾殖民境遇的描述便有所差异，这是空间因素导致的变化。但，若就时间因素言，不同学习世代的作家，在新学教育与时代环境转变情形下，也会孕育出不同於前一世代的殖民书写与文化想像。大抵有新学教育经历或学习日语的「新世代」古典文人，得以接触「新世界」的各式资讯，其文思具有维新视域，在诗歌写作上，往往出现新题诗的现象；散文创作上，易融入新思维与新语境；小说上，开始接触世界文学，并引入拟写侦探小说西方新兴文类，例如魏清德、谢雪渔、李逸涛（1876-1921）……等，皆是明显例子。
另外，女性诗人数量的增加，也值得强调。在清代，目前所见有关本地女诗人的记载有限，明确留有作品者为林占梅之妾杜淑雅（1851-1896）。洎至日治以後，林次湘、蔡碧吟（1874-1939）、石中英（1889-1980）、李如月（1890-1980）、张李德和（1893-1972）、蔡旨禅（1900-1958）、黄金川（1907-1990）、吴燕生（？-1976）、王香禅……等女性诗人辈出，展现女性书写能力，与自我内在心声，得使文坛风气更为活泼。
（三）印刷传媒的影响
清领时期，台湾本土文人，除了少数具有家产或因他人之助得以付梓印行其作外，多数仅以稿本或抄本方式，将其作品留传後裔或友人处，但历时久远，往往湮没无存。日治以後，由於大众媒体传入台湾，印刷迅速，复制便利，且提供文学发表园地，因此促使作品传世型态的改变，文人无分贵贱，只要诗文质佳，皆可将作品投稿报刊上，而藉此累积知名度。大量曝光的结果，常能成为当世知名文人；若干主持报刊业务者或编纂者，也较能取得文坛的「新」发言权，因而获致重要地位，例如魏清德与连横，都是当时善於运用媒体的传播界名人。
当时除了各种大报，如《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可供发表作品外，古典文人亦有各类相关杂志报纸的创设，如《台湾文艺丛志》、《台湾诗报》、《台湾诗荟》、《三六九小报》、《诗报》、《藻香文艺》、《风月》……等，报章涉及了现代性想像、传统文化的坚持、娱乐休闲的提倡……等内容，呈显古典文人的时代心灵样貌。而传媒的运用，也有益於台湾各地诗社活动的热络化，例如《诗报》广泛报导1930年後台湾各地诗社活动的讯息；1909年台北瀛社创立後，屡藉《台湾日日新报》发布诗社吟会讯息，以及主办全台诗社联吟大会的种种荣景。
（四）新文学的挑战
1920年代，台湾文坛爆发新旧文学论战，张我军（1902-1955）等人以猛烈炮轰的方式，对於旧文人及旧文学展开挑战与攻击，企图以白话文、新体诗重塑新的文学典律。这场新旧文学论战，自1924年正式展开，历经长期鏖战，其间有过几次较为激烈的战火，如1924-1925年间张我军与旧文人的激烈论辩，1929年叶荣钟（1900-1978）与张淑子间的相关笔仗，及1941年、1942年林荆南（1915-2002）、郑坤五（1885-1959）等人之争辩。
这场论战，不只是新、旧文学的典律之争，同时也是新旧文人对於文坛掌控权的追逐争霸，其结果除了影响日後台湾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更进而打破过往旧文学一枝独秀的局势。但尽管面临了新文学家的凌厉批判与新时代环境的变迁，多数旧文人依然对旧的文学典律有所坚持，这是周旋於现代／传统、新学／旧学、西洋文化／东洋文化、和文／汉文等复杂纠葛的文化情境与国族认同下的价值认定与思考，也因此与新文学家间形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不过，新旧文人间的论战关系，并不等同於两造文人永远是敌对关系，在193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与话文运动上，郑坤五、黄纯青（1875-1956）、连横……均表达支持，且付诸实践与参与。
二、日人与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
从日治初期的台湾文坛看来，虽然当时日本早已步入近代文学的轨道，但日本政府在治理政策的考量下，派遣来台从事殖民事务的官员，反倒颇多具有汉学背景，善写汉诗者。他们时常藉着汉诗此一文学媒介，进行官绅雅集，或徵诗交流，或彼此唱酬。其中，如1896年，水野遵、土居香国、加藤重任、黑江蛟在龙山寺举行的「观月雅会」；1899年，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在「南菜园」邀宴诗人；1905年，民政长官後藤新平於官邸「茑松阁」落成时，对外徵诗，与台人吟和；1921年，田健治郎总督则与台湾诗人茶叙赋诗，并结集出版……等。这种种的怀柔策略，不仅化解割台之际，传统文人对於汉文学存灭处境的忧虑，也进一步确认汉诗及汉诗人在文坛中原有的地位，并巩固传统文人在社会上所享有的殊荣身分，如此一来，无疑提供了旧文学一个持续稳定成长的空间结构。
而当时在台日本汉诗人中，寓台较久，或较着名者如馆森鸿、小泉盗泉、猪口凤庵、尾崎秀真、鹰取岳阳、久保天随……等，皆写下不少作品，同时也与台湾文人多所往来，甚至共同参与诗社活动。另外，日人也曾自组诗社，如「玉山吟社」、「淡社」、「穆如吟社」、「南雅吟社」等。
以上所述是日本汉诗人在台湾汉诗界的角色与影响作用，除此之外，台湾古典小说及文言通俗小说的创作也受到日人之激发，如在1899-1900年（明治32-33年）间的《台湾日日新报》的「说苑」栏，便可发现日人以日本史乘传赞为基础所创作出的稗官小说，而後来在《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上更能获见菊池三溪、依田学海等人的作品，在多所刊载的情形下，可以想见的，日人对小说创作的重视与耕耘，多少启发了当时的台湾古典文人。当然，由於语文的相通，当时台湾文人藉着辗转可得的报章杂志或相关书籍，也会与中国晚清以後的文学界有所接触，於是就在中、日重视小说的双重激化之下，带动了日治时期台湾古典文人从事小说的书写之路。最明显的例子，如1905-1911年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中的作者群，包括了谢雪渔、李逸涛、李汉如、黄植亭（霞监生）、白玉簪（佩雁）……等，这些古典文人成为台湾文言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前驱者。
三、文学社群蠭出的时代意义
日治时代的台湾，处於一文雅风流的时代，文学社群蠭出，成为一奇特之景象，类型包括诗社、文社、与词社，其中又以诗社最为大宗。
当时可谓全台诗社林立，据笔者目前统计已得370个以上。何以诗社数量如此之多？就外在背景言，此与日人之推波助澜、社会环境安定、报纸杂志的传播有关；至於内在因素，则是诗人们企图藉诗社之创设或参与，达成沈溺诗歌以自遣、维系汉文於一线、风雅唱和切磋诗文、抬高身份博取美名、沟通声息敦睦情谊……等目的。此一诗社林立的现象，彰显了社会大众热烈参与汉诗创作的事实，突出了台湾社会沈浸於一片文学气息的氛围中，成为社会「文学化」的指标。但因加入诗社者众，参与动机复杂，创作态度不一，加上诗社活动样态越往後，尤其大正後期及昭和时期，游戏娱乐性质愈强烈，宛如成了联谊交际社团。由是之故，诗歌的「量」虽增加，但「质」却下坠，诗歌作品渐趋庸俗化，竟至成为1924-1942年间新旧文学论战中，新文学家始终批判的焦点。
当时的诗社中，以台北「瀛社」（成立於1909年）、台中「栎社」（成立於1902年）、台南「南社」（成立於1906年）最为重要，并称日治时期台湾三大诗社。其中，以栎社成立最早，瀛社规模最大、生命力最强，至今仍持续活动中。日治时期，三社各有其特色，其一，就其与日人互动关系言，「栎社」一向以具有抗日意识而闻名；「瀛社」则因成员颇多为《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以及重要干部与日方友好，创作有应和国策趋向，较具亲日形象；「南社」则无明显的抗日意识或亲日色彩，即使有部分社员热衷社会运动，亦非集体社群性格所致。其二，以诗社成员组织言，栎社最「贵族」化，入社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较佳，颇多乡绅或全省知名人士；瀛社则较平民化，成员身份复杂，但有利诗社活动之推广；南社社员多数亦具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其三，就诗艺表现而言，栎社整体素质为优，瀛社则参差不齐。不过，前述诗社主要由男性成员组成，而当时以女性为主体的诗社也已经出现，只是数量仍少，目前所知如成立於澎湖地区的「莲社」（1922），设於台南的「香芸吟社」（1930）、「珊社」（1933？）等。
以上偏於诗社立论，至於「文社」虽然仅见「台湾文社」（1919年成立於台中）与「崇文社」（1917年成立於彰化）二社，但颇具时代意义，其创社皆与汉学不振，面临欧美西潮威胁有关，因此特别致力於汉文化传统的维护，经常举办徵文活动，透过刊物的创办或出版，提供众人切磋风雅、讲论道义、互通声气的言论空间。前者创设《台湾文艺丛志》（後改为《台湾文艺旬报》），成员多属栎社社员；後者的前身本属祭祀文昌帝君的神明会，因感於道衰文弊，风纪荡然，而由彰化塾师黄卧松（1876-1944）重新增募社员组成，虽无固定刊物，但不定期将徵文所得予以汇编出版，如《崇文社文集》、《彰化崇文社贰拾周年纪念诗文集》、《彰化崇文社诗文小集》……等。而尽管在维系汉文化传统上，二社皆有所贡献，但若究其扮演角色与取径则仍然有异，「崇文社」以长期关心台湾现实环境见长，徵文议题含括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面向，所论颇能反映时议，深具时代精神。而「台湾文社」虽因其徵文课题过於侧重史论，稍显局限，但其《台湾文艺丛志》中，却时见世界思潮的译介。1920年，台湾新文学运动前驱者陈炘发表〈文学与职务〉一文，便言及台湾文社维新视域的开拓，实际有利於新文学的兴起，显见陈氏已经密切注意到旧文学界在新、旧文学交迭的「过渡时代」里所发挥的催化作用。
四、重要本土文人及其作品
日治时代是台湾古典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一则由於清光绪时期出现台湾史上最大量的科举人才，具有书写能力的文士倍增，因此跨越至日治前期时，社会仍存有不少的前清遗民文人；其二，虽然1920年代以後旧文学面临新文学挑战，但因「诗人」社会身份普获赞赏，以及日本官员、幕僚的鼓动与肯定，诗学早已走入群众生活，大众化的结果，传统诗人的数目未减反增，此由诗社大量成立於1921-1937年间，可以略窥一、二。不过，传统文人在数量的成长与分布上，在台湾各地并非齐头式进展，倘若与新文学家相较，将会发现其间存有区域不均的现象。以台北、新竹地区的作家，与台中、彰化地区相比，便会发现前者距离政治中心台湾总督府较近，作家多与日人关系良好，作品成果以旧文学为主，具反封建、反帝国精神的新文学创作稍弱，新文学家明显较旧文人人数为少；而後述作家颇多接受新学，具有新思潮，其新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较他地为多。这样的结果，也同样说明了地理空间的区隔，多少产生了作家对政治威权与文化霸权的亲近与疏离，进而导致台湾北部与中部区域文学的面貌有别。另外，1920年代後新文学的出现，也对传统文学的创作有所影响，例如南部地区传统文人，对於1930年代乡土文学及话文运动，颇表支持，是以在诗文写作上，出现台语方言及描写台湾乡土情形亦较他地为多，郑坤五、萧永东、赖惠川（1887-1962）……等人皆有此倾向。
那麽，此际重要传统文人及作品有哪些？究竟展现何等时代特色？以地区分布看来，北部有王松（1866-1930）《友竹诗集》、张纯甫《张纯甫全集》、魏清德《润庵吟草》、谢雪渔《雪渔诗集》、黄纯青《晴园诗集》、林尔嘉《林菽庄三草》、林小眉《林小眉三草》……；中部如林幼春《南强诗集》、林痴仙《无闷草堂诗存》、林献堂《灌园诗集》、林仲衡《仲衡诗集》、洪弃生《洪弃生先生全集》、吴德功《吴德功先生全集》……；南部如赖惠川《闷红墨屑》、连横《连雅堂先生全集》、陈逢源（1893-1982）《溪山烟雨楼诗存》、郑坤五《九曲堂诗集》，以及女性文人张李德和（1893-1972）《琳琅山阁吟草》、石中英（1889-1980）《芸香阁俪玉吟草》、黄金川（1907-1990）《金川诗草》……；东部着名者如骆香林《骆香林全集》……等。以上文人中，女性诗人的崛起别具意义，尤其张李德和等3位女性诗人，以「书写」确立性别认同与价值定位，虽然某些作品还无法完全脱却男性价值观的框架，但已然可见其人思索男女平权的挣扎、不安或突破的轨迹，其努力塑造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思维值得喝采，也成为日治时期台湾古典诗歌耐人玩味的一章。
综观以上作品，诗歌仍为大宗，内容除抒怀外，日治前期咏叹时事增多，写实之风较清代为盛，此与文人反殖民的写作动机有关，形成此一时期台湾古典诗的特色；但20年代以後，因为时代事物日新月异之故，咏时之作渐为咏物诗所取代，成为新一波创作的重点，由是也自然出现「新题诗」之作。不过，最能呈显传统文人的现代性省思，莫过於古典文人在报章杂志上的文言通俗小说创作了。
这些以大众娱乐为取向，浅显易懂，易与世俗沟通，具有「程式化」情节的通俗文学作品，本与隶属雅文学范畴的古典文学不同，但因写作者多属当代的传统文人，因此仍将之列入此处讨论。以日治时期创作通俗小说而闻名的台北文人李逸涛（1876-1921）为例，其在《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便发表了〈留学奇缘〉、〈难兄难弟〉、〈侦探记〉……等四十六篇作品，其中女性形象的刻画，尤其令人耳目一新。他不止描写台湾、中国女子，更涵盖了世界异国女子，包括韩国、波斯、日本、美国、法国……等，甚具世界想像，充满异国情趣；而魏清德多篇侦探小说〈是谁之过欤〉、〈还珠记〉、〈镜中人影〉、〈齿痕〉、〈狮子狱〉……的创作或译作，也说明了传统文人对於西洋新兴侦探叙事的熟悉，对文学现代性在台湾的移植与传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
大抵而言，日治时代古典文人创作的文类远较清代多元，除前述诗、文、小说外，尚有「词」与「诗话」的撰写。词之创作，撰者多在诗歌之外略加涉及，如许南英、林痴仙、连横、赖惠川……等。诗话部分，如王松《台阳诗话》、洪弃生《寄鹤斋诗话》、吴德功《瑞桃斋诗话》、连横《瑞轩诗话》、胡殿鹏《大冶一炉诗话》、许天奎《铁峰诗话》、叶文枢《百衲诗话》……等，或有单行本印行，或刊载於报章中，殆采以资闲谈的方式，结合诗人生平与作品加以评介；诗话内容多与台湾相关，但也有以中国诗论为主者，甚或旁及日人汉诗作品，从中可知台湾与中国、日本汉诗的交流现象，清楚表现了当代古典文人的时代视野。
肆、战後时期
相较战後初期新文学家所面临的语言跨越瓶颈，或被诅咒般的重重压迫，台湾古典诗人在1945年後获致了较佳的书写机会与发表园地，这与日治时期、特别是统治末期的汉文处境相去甚远。
1937年4月，台湾报刊废除「汉文栏」，虽然当时汉诗、汉文的书写并未遭受禁止，甚至成为日本、中国亲善交流的文学政治工具，然而汉诗的创作，在皇民化运动的威力旋风下，也从「同文」论转向了「同调」论，其所显现的正是日治末期台湾汉文的「他者」性。战後，汉文环境得以幡然改易，一方面是因为脱离日本统治後，台人得以回归以汉字为本源的祖国传统的消极因素所致；另一方面更是战後国府为使日本化的台湾人，能早日「中国化」而戮力推动的「文化重建」工作的积极影响。至此，不难想见战後初期，惯以日文书写的新文学家何以充满危机感，而在中国本身的白话文运动实施良久後，台湾古典汉文／汉诗书写却反能愈获重视的文学政治意涵；换言之，战後台湾古典诗歌书写的本质性与功能性，以及诗坛动态变化的深层思维结构，应纳入「文化重建」的历史语境中去思考。
一、战後初期台湾古典诗歌创作梗概
那麽，战後初期台湾古典诗歌创作情形如何？除了现存若干古典诗家的作品集外，其余可由当时报刊作品的登载略窥端倪。首先从报纸登载情形而言，依目前笔者所见，如《大明报》、《中华日报》、《民声日报》、《东台日报》、《兴台新报》、《中央日报》、《公论报》、《自立晚报》、《台湾新生报》、《台北晚报》、《全民日报》……等，皆刊有古典诗作；其中，又以《民声日报》、《公论报》、《台湾新生报》、《全民日报》为数较众。不过，细绎此时发表情况，可以发现报纸诗作的创作主力实是外省人士，此或因报纸创办者多属中国来台人士，本省诗人有所隔阂而心存观望。大体而言，在1945-1949年间报纸上曝光率较高的本省诗人是赖子清、魏清德、陈逢源、张达修……等；1947年後期，本省文人与外省文人同现报纸版面的现象逐渐转多，迄至1950年双方诗艺的竞胜、交流达到高峰。而就个别报纸发表情形来看，赖子清、赖惠川较常发表於《全民日报》；《自立晚报》则有瀛社、宝桑吟社社员作品……；林献堂、庄幼岳、杨云鹏、蔡旨禅、吴小鲁、黄溥造、詹作舟、徐见贤、高泰山、张达修……等中南部文人，尤其是栎社与兴贤吟社的文人群，许是因为地缘关系，大抵投稿於许庚南出任社长、徐沧州主持的台中地方小报《民声日报》，这是战後初期本土诗人发表较为密集的主要园地。
其次，有关杂志上的古典诗作发表情形，目前可见登载者有《新风》、《大同》、《正气》半月刊／月刊、《台湾文化》、《心声》、《建国月刊》、《台旅月刊》、《南国》、《台湾诗学》、《台湾诗报》……等，或为台人主办，或由外省人士设立；其中，1946年7月由新竹联吟会的成员所办，谢森鸿发行、许炯轩编辑的《心声》，以及1948年由施梅樵担任会长、林伯余担任副会长、林献堂出任顾问、北斗螺溪吟社社长许燕汀负责发行的「台湾省诗学研究会」的刊物《台湾诗学》，是最为重要的本土古典诗刊，藉之可以稍知战後初期台湾本省诗人的创作心态与书写意趣。
此外，《心声》所记还提供了战後初期台湾古典诗社的活动概况，从「骚坛消息」栏、诗社击钵作品的刊登，与广告所见名录，可知在《心声》出刊的1946年7月31日至1947年2月1日期间（第1-7号），当时从事古典诗歌活动的社群团体至少有新竹市联吟会、宝桑吟社、鲲南国学研究会、大成吟社、蓬山吟社、南洲吟社、栗社、南陔吟社、貂山滩音击钵会、朔望吟会、东明吟社、竹社、读我诗社、大城国光吟会、大冶吟社……等。倘若再加上前列报纸中所发现的栎社、兴贤吟社、台南诗社联吟会、薇阁诗社、瀛社……等，以及近人研究所指出的应社、丽泽吟社、鲲水吟社、乡励吟社、绿社、芸香吟社、中州吟社、民声吟社、声社、螺溪吟社、菱香吟社……等。综上，可见战後初期台湾古典诗社活动仍在持续中。
二、二二八事件与台湾古典诗坛
战後初期台湾古典诗歌发展史，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面临重挫，相关创作活动一时间不再以公开型态显现，只能采取低调而私下的方式运作。例如台北松山「松社」在事件发生後，仍默默进行集会创作，现存诗社吟稿难得保留了当年的吟会记录。成於1947年初夏的〈感赋〉诗，社员藉笔道出内心世界，如翕庵：「……一春闷听三春过，十日何尝半日晴。共喜河山归故国，近传风雅转销声。……」、友兰：「眼见江山几刦灰，炎凉世态剧堪哀。……知有是非常警省，幸无恩怨可疑猜。……」、韩堂「光复江山喜未捐，笑看世态又推迁。鸡群刺蹙难同处，文字风流且续缘。……」诗里的台湾不再是晴天，只觉世态炎凉、是非充斥，一切风雅逐渐销声匿迹；但处此江山，更只能在文字中寻得片刻风流，这正是松社诗人在事件後的集体悲鸣。
在松社的集体创作外，更多的诗人们，於事件之後个别写下了对此政治事件的感怀，据廖振富研究约有21位作者、90余首作品留存，内容主题或「描写因二二八事件被捕之心境，反应坦荡胸襟」，或「抒发强烈悲愤，感慨是非不明」，或「哀悼死难菁英，寄托深沈隐痛」，或「呼吁政府宽大处理，期待社会回归平静」，只是书写立场或卫官或护民，不免有所歧异。
1948年，社会秩序渐稳定，文学氛围稍显复苏，本土文人的古典诗歌书写又回到较为公开化的型态，如前引《民声日报》上便能发现栎社大量的击钵与课题作品，这样的现象呈现了台湾本土诗人投稿情形较前活络，诗坛生命力正在恢复中。同年10月，复有「台湾省诗学研究会」於彰化北斗成立，并出版了古典诗刊《台湾诗学》，这是在《心声》之外，目前可见的另一份战後初期重要的台湾本土古典诗刊，刊物实际编辑人依施懿琳推测当是林荆南。
1949年1月，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5月警备总司令发布全省戒严令，12月中央政府移转台北，外省文人来台数量倍增，过去倾向本土与外省文人各据发表园地的情形逐渐变化，本省诗人似乎体会到台湾古典诗坛尔後最理想的出路，是朝向与外省文人的交流与合流迈去，而这也正是1950年代台湾古典诗坛臻至高峰的关键所在。
三、台湾本省与外省诗人的互动交流
从前列报刊所载的岛内古典诗歌创作情形看来，可知本省文人与外省文人在媒体发表空间上，虽然已见相互接触、诗文往返，但战後初期其实仍多各有所属，彼此分流，其後能致力推动双方联系、交流，相当程度源於曾今可努力所致。但，曾今可何以能使本省、外省诗人有所沟通交流？其人如何获致本土文人的信赖？甚而进一步主导、重构战後初期台湾古典诗坛的新人际网络呢？此可能出於以下几项原因：其一，曾今可曾因批评陈仪而入狱，且系早稻田大学毕业熟谙日文，来台後又习得方言，则语言的共通与入狱际遇，较易使被日人统治、又对陈仪施政极度不满的台人产生亲近与共鸣；其次，曾今可对於台湾诗史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与好感，容易与台籍诗人沟通、交流，他对台人在日治时期诗学表现高度赞扬，又对本土诗人的民族精神正面认可，这对处於战後时期常被视为奴化者的本省人士而言，自有莫大的安慰；其三，曾今可对於台湾古典诗人及其诗作的肯定超越了新体诗，如此的评价自然更能虏获古典诗人之心。故藉由上述有关台湾古典诗坛的印象、评价、期许等言论的分享与宣传，再加上曾今可来台之後便不断往来台湾各地与诗人多所结识，诗文吟会、工作需要，都给与他和台人共处、共事的机会，是皆有利往後扮演省内外文人交谊亲近的中介者。
不过，曾今可的角色，固然促使本省诗人与外省诗人间拥有较多的互动空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曾氏所推动的本省、外省文人的交流，也包括共同参与若干具官方色彩的活动，出力最多者如其所述是蒋中正60及65华诞祝寿诗的徵选、评比与出版，以及倡议过举办战後初期的首次的全台诗人大会；而此类型的诗会活动，又在1951年诗人节於台北中山堂举行，于右任、陈诚、吴国桢也前往致词，与会有男女诗人千余人，盛况空前的结果，促使尔後数年的诗人节也都举办了全国诗人大会，造就1950年代古典诗坛的荣景。只是，当愈多党、政、军方人员参与台湾诗会时，台湾古典诗坛也将会越向右翼势力接近；而在此等情形下，拥有不错的汉文写作能力的台湾古典诗人们，在战後初期的台湾社会语境中，其汉文／中文书写能力宛如一种资本，具有某种经济性，成为台湾古典诗人与官方新政权间的政治斡旋、协商，乃至反抗的资本，进而开展出不同书写内涵的创作面向，格外耐人寻味。
四、高潮中的尾声
1950年代，由於本省与外省诗人合流，渐趋右翼的台湾古典诗坛，写下了战後阶段最为风光热闹的一页。但，洎自进入1960年代之後，台湾社会普遍崇尚西化，传统汉文化受到排挤，旧诗人所走的路被视为一条死路，胡适等人倡言要以白话诗取代汉诗，台湾古典诗坛面临强大威胁与挑战。
1964年，以白话小说写作闻名的吴浊流，在其创办的《台湾文艺》创刊号上，犹极力扞卫汉诗书写之必要性与重要性，甚至直言「现在的白话诗，平心而论，尚未结晶，不是仿洋就是仿日，……还是带有一点牛奶味的。我想白话诗还要一段时间，经过许多作家的努力才能生产向汉诗的价值吧。」而其於1970年代所创办的吴浊流文学奖，还设置了「汉诗奖」；不过，汉诗文写作至此早已陷入颓势，黯然步入尾声，新文学一枝独秀的时代昭然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