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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初期，吴浊流的《胡志明》（改称《亚细亚的孤儿》）将台湾人的形象描绘成历史变动中的「孤儿」，并批判皇民化运动。在「二二八事件」後，则以犀利的写实之笔为战後台湾社会雕像，站在台湾人立场严正地批判劫收政权，小说〈波茨坦科长〉因此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吴浊流的小说中始终存在着对「身分」的焦灼感，特别敏感於台湾人在时代变动中的定位问题。《亚细亚的孤儿》创作於日治末期，描写殖民地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孤儿意识」的形成，并未触及国民政府来台接收後的问题。不过，在〈波茨坦科长〉中，台湾人的原罪心理转变为具赎罪作用而无条件拥戴国民政府接收的渴望。因此，台湾人在战後的期盼与幻灭，可以由战前对「祖国」的原罪心理与赎罪渴望看出问题的起源。心生愧疚，台湾人内化了祖国对台湾的评价，自认为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帮凶，并且也是深受日本文化「奴化」的次等中国人，於是有了战後证明自己立场的赎罪与崇拜心理。〈波茨坦科长〉当中所反映的，正是台湾人战後的一般心理。
小说描写当女主角玉兰与众人夹道欢迎国军莅台时，看国军背着伞，挑着铁锅、食器、铺盖的军容时，虽感到诡异，但由於有日人在旁，她也不愿批评，并且还觉得有说不出的满足感。也就以这种全然接受的心态，当她遇到来自中国，「穿着上海派笔挺西装，打着殷红的领带」的范汉智时，她首先便以拥抱祖国的心情拥抱了新到来的「爱情」。
玉兰当然也发现了范汉智的行为，小说的描写明显指向玉兰反思自己，光复当初由於被祖国热所蔽，而不加思索的投入范的怀中，如今却发现自己的丈夫竟是如此贪慾。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表达玉兰重建主体性的可能，这种觉醒在〈波茨坦科长〉当中更有着「象徵」的作用。吴浊流实际上是刻意地把玉兰与范汉智的婚恋当成是中台关系来处理，玉兰由於膨胀的祖国热而不加细察地嫁给范，又在婚後发现范的贪慾性格与粗鄙无文，从而反省自己盲目的民族热情。女性的苦闷与觉醒，也就是台湾人的苦闷与觉醒。〈波茨坦科长〉正是透过这种婚恋关系的发展过程，企图展现对祖国「劫收」台湾的批判。
透过吴浊流关於范汉智等人「劫收」过程的细节描写，再加上刻意强调女性主体性觉醒的过程，这些情节所构成的象徵架构极其明显。吴浊流摆脱了《亚细亚的孤儿》当中渴求祖国接纳的孤儿意识，而在〈波茨坦科长〉中对自己的不实幻想有了反思，应是〈波茨坦科长〉对困惑的台湾人最大的时代意义。
中文关键字： 光复 , 接收 , 祖国 , 孤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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