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吕石堆，关於笔名有二说：一是较朝鲜作家张赫宙年轻，故取名吕赫若；二是他觉得石堆两个字粗俗不雅，所以才以吕赫若作为笔名，由於日语的「若」有年轻的意思，所以取名赫若同时也是希望自己成为「赫赫有名的年轻人」。台中县潭子栗林村人〈栗林村位处在潭子与丰原交界，因此又被称为台中丰原人〉。
由於出身地主阶级，因而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1929年在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吕氏整体的成绩并不特别优秀，特别是操行成绩，曾经被评为「个性直拗，常表现不良习性，也少有反省的态度」，而被老师打了一个大「丙」的成绩。不过在这段期间，吕氏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兴趣及才华，由於受到当时社会背景下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农工阶级运动昌盛冲击，吕氏也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他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利用课余的时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1934年，吕氏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发到新竹峨嵋公学校，因为不会说客家话，所以申请转调到南投营盘公学校。1935年开始以吕氏为笔名，并以日文发表他第一篇小说〈牛车〉在日本的《文学评论》杂志上，从此展开了他的文艺创作之路；当时他年方二十二，由於精练的文学技巧及冷静的笔触，竟创作出其他文学家必须历练到三、四十岁，才能写出的社会主义小说，因而被视为文学天才。1936年，〈牛车〉与杨逵的〈送报夫〉、杨华的〈薄命〉，一起入选中国作家胡风所编的《朝鲜台湾短篇集——山灵》，以「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代表作」成为最先被介绍到中国的台湾作家。
〈牛车〉之後，吕氏不断以日据时期台湾底层人民的苦难为主题，除了批判日本殖民地与台湾封建男性的父权之外，尤擅以女性命运反照台湾历史命运，述其遭受殖民与传统父权双重压迫下的女性议题，其中〈暴风雨的故事〉、〈婚约奇谈〉、〈女人心〉等，都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当时女性与殖民地人民受压迫的悲哀的作品。
在文学及音乐方面有极高才华和热情的吕氏，在1939年台湾写作环境恶化之下辞去教职，东赴日本的八川圭佑声乐研究所接受声乐家长坂好子的指导学习声乐，由於在声乐上表现不俗，吕氏以台湾人的身分进入东京「宝塚剧场演剧部」的舞台，参加歌剧〈诗人与农夫〉的演出。留日期间，吕氏虽然忙於舞台演出，但透过东京的生活让他在面临「资本主义社会、自己以及台湾」三者的处境之间有更深刻的体悟，并由此开始尝试中篇与长篇小说的创作。
1942年时，吕氏体认到东京生活并不适合自己，同时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决定回台，回台後除了陆续担任电影公司编剧、加入张文环的《台湾文学》担任编辑，後担任兴南新闻记者，在文学与音乐的成就上亦屡创佳绩，如：〈财子寿〉获得第一回台湾文学赏、〈风水〉入选《台湾小说选》等、甚至也以台北的第一男高音的身分在中山堂演唱歌剧，当时全场尽是女性惊呼声。於此同时，台湾的正值日本殖民政府推动「皇民化运动」之际，在强调文学应为国家和战争服务的工具，以及对文学创作进行严格的管制背景下，吕氏改以谨慎的技巧，发表兹如＜清秋＞等题材类型的作品，强调出他在适度表达对皇民化的抵抗之余，藉以逃过日本殖民政府的思想检查，而这样带有含蓄与影射的手法，反而使其作品更富价值。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吕氏满怀热诚的投向祖国的怀抱，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台中分团筹备处股长，为了学习中文，吕氏除了参加「国语学习班」之外，更在1946年1月进入《人民导报》担任记者，藉着记者的工作，当国民政府禁止台民使用日文，许多台湾的作家因此被迫停笔时，吕氏则能以更快、更有效率的方式学习中文，并以略为生涩的中文发表：〈战争的故事－－改姓名〉、〈故乡的战事－－一个奖品〉、〈月光光：光复以前〉等作品诉说日本殖民政府压迫台湾人的故事；另一方面，记者一职也辅助他挖掘战後台湾政治经济的黑暗面，例如，1947年2月发表短篇小说〈冬夜〉，便是描绘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後，政治腐败造成社会混乱及民众生活困苦的现象，其中小说的最後以一场暴动结束，正好预言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
二二八事件以後，原本「愿意花上一生来努力探究文学」的吕氏由於无法改变现实、克服黑暗，加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使他亦决然决定投身社会主义，1949年吕氏除了主编《光明报》之外，5月并开设大安印刷厂印制社会主义刊物与宣传品，8月，《光明报》被指控是共产党的地下报，迫使《光明报》创办人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锺理和的长兄）及同校八位职员死了十多位，并有台湾大学学生被逮捕，当时同样参与《光明报》编辑工作的吕氏亦因此展开逃亡生涯，此即白色恐怖档案中的「基隆中学事件」。
1950年2月间的某夜，吕氏不知印刷所经营者之一的萧姓友人已被捕，依约到他家中，被埋伏的保密局便衣扣押5、6个小时，便衣还派人回局里确认，但吕氏幸得因持本名「吕石堆」的证件而逃过一劫。1951年11月17日台省保安司令部(警备总部)发表了第一批尚未自首的潜匪名单，吕氏名列其中，内容仅有「吕赫若，三十二岁，台中县人，台北歌手」简单几字，使得吕氏从此行踪成谜。接连经历《光明报》和「大安印刷所」事件的吕氏，本有避走岛外的打算，关於此事实可从自由时报的「鹿窟事件五十周年《这样的人，那样的年代！》系列」里，察觉吕氏以辜颜碧霞钢琴家教身分向她借钱一事可为佐证。
不过，官方一昧指控他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有接触，说他躲入省工委旗下所谓的鹿窟武装基地，时间应该是1950年2、3月间。据称，躲进鹿窟的吕氏，1950年秋天在山区被毒蛇咬死，但这两件事都无从证实。
吕氏被誉为「跨越日帝统治和回归族国的台湾第一才子」，他是一位典型的入世型作家，认为作家必须怀抱入世的理想与使命感，克尽社会责任，除了用笔，还要透过行动，将关怀付诸实践，这位一生为理想而努力的文学家，最後因投身武装行动而陷入殉道的悲剧中。回顾其文学观，可从身後留有的《吕赫若日记》〈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17日〉，其中涵融真善美的生命理想与热情的现实关怀里窥探出。
撰写者：陈凯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