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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学的研究对象
2012-01-16 01:27:28   来源:   点击:

    作文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一、作文学的研究对象作文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作文。“作”,包括“写作”和“创作”,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实践活动。“文”,包括“一般文章”和“文学作品”,是一种行为制作出来的成品,或者说是人类独具的一种精神产品。这就是说,作文学既要研究制作行为发生的人,即制作主体和其制作过程,又要研究制作行为的成品,即“文章”、“文学”这种“载体”及其传播。 我们的古人对于“作文”,从来都比较遵循“物——意一一文”的模式,这里所显示出来的“客观外物”、“主观情,意”和“文章载体”三个环节本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纵观古代文章家、文论家的论述,多侧重在由“物”到“意”的“意化”和“意”到“文”的“外化”问题上,至于客观事物事理的重要,在他们眼里似乎是不待言的。这就暗含着对制作主体和制作载体的研究要更重视一些。 在当代的文章学研究和写作学研究中,人们又排列出一个.广义的文章写作的流程:客体(环境)……主体(作者)——载体(广义的文字)——导体(文字/音像)——受体(读者、观众),并认为在每一个流程上都能派生出一门学科或一个学科群。但是,重点的研究仍然放在主体和载体上面。这是不无道理的,用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来,任何“信息”,都得由制作主体去认识,去感知,都得由制作载体去承载,去容纳;任何“系统”,都得由制作主体去把握,去建构,都得由制作载体去反映,去表现;而任何“控制”都得由制作主体去调整,去执掌,都得由制作载体去体现,去实施。 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只研究制作载体(文章成品和文学作品)及其传播,不研究制作主体(作者)及其制作过程,不行;只研究制作主体及其制作过程,不研究制作载体及其传播,也不行多只有把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TY乙年,有的同志认为,“写作”(制作),“文章”(广义)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写作”,是写作学研究的范畴,“文章”,是文章学研究的范畴。这样机械地割裂开来,认定“写作学”只研究制作主体的写作实践活动,而不研究其“物化”以后的成品载体,“文章学”只研究“物化”以后的成品载体,而不研究制作这种载体的主体的写作实践活动,这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这种过于绝对化的认识,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并不符合海内研究的实际。 我们其所以主张把制作主体与制作载体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人类实践活动之一。 作文的根本规律。我们认为制,作主体,特别作为“黑匣.-T”的大脑及其思维,是一个“迷宫”,是一丘,,宝藏”。它有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素养两层因素:先天的禀赋,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的条件,进行研究多后天的素养,包括共时态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历时态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尤其值得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先入所反复强调过的:“知其人而论其世”。但是,研究制作主体的大脑及其思维,‘这是很多学科(比如说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都可以进行的,作为“作文学”来研究制作主体,·定得同其制作出来的成品载体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载体无论就其内容、形式、或风格来说,都是制作主体“思维的直接现实”,都是思想感情的。结晶。这种被“物化”’了的载体文本,在内容方面、形式方面以及这二者结合的风格方面,自然都要到共时态的环境条件“的影响,也要受到历时态的环境条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多寡、深浅、优劣,首先就决定于制作主体本身的心理气质、文化素养等对共时态的和历时态的环境条件接受的多寡、深浅、优劣,所以说“文本决定于人本”,“文格决定于人格”。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制作主体是一切文章和文学作品的原生物和生发体。虽然我们为了某种方便,一时可以侧重研究制作主体(以往的研究是太缺乏了!)而较少注意制作载体,一j时可以侧重研究制作载体而较少注意制作主体,但绝对不可完全忽视另一个方面。那种“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和“只求收获,不问耕耘”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兼顾到两个方面,或由主体到载体,人本到文本,或由载体到主体,文本到人本,进行反复的研究,才有可能探索到作文的基本规律。 我们之所以叫“作文学”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它比较切合“传统作文学”和“当代作文学”的实际,反映了人类这种精神劳动的特点。“作文”一词最早出于何处?未曾详考。大略象王充《论衡·自纪篇>“以笔著文”、“幽思属文”的提法,是其滥筋;而“作”、“文”二字连缀成词,则至迟在陆机《文赋》中已经出现:“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魏晋以后,唐宋古文家承之,然多称“作”,少称“写”,至于宋代,如王安石(《上人二移》)、程颐(《二程语录》)、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孙奕(《履斋示儿编》)、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琳(《野客丛书》)、朱熹(《朱子语类》)等,都广泛使用“作文”的概念。如苏轼教人以作文的方法就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转引自葛立方《韵语阳秋》)明清以后,“作文”一词更为多见,如王文禄.《诗的》和刘大槐《论文偶记》等,而唐彪《读书作文谱》和梁启超《中学生以上作文教学法》则更是将“作文”一词列入书名,而“写作”一词则比较少见。“写作学”的兴起仅属,近几年的事。在古代、现代多称“作文”;多在当代,先亦称作文或习作,后才谓之写作,但在小学以至大学课堂上,今天仍称之为“作文”的。以其承乎传统,合乎实际,称之日“作文学”应该是确确乎不谬的。 按照我们对“作文学”的理解,古今中外一切有关人类用文字形成篇章(书面语言)的活动,都是作文现象,都是精神生产实践,而一切有关文字制作活动的研究,都是作文的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概括和抽象。即使是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也都可以视为“作文学”范畴,也都是“作文学”研究的对象。某一文论研究会议对写作学和文章学界.把《文心雕龙》当作指导写作的专著曾引起哄笑,并说“.这样一来,《文心》岂不成了一本作文指导书么?我们说,《文心雕龙》研究“为文之用心也”,不是一本作文指导书又是什么?把它当作作文指导书比把它单纯当作文学创,作指导书,也许更切合刘勰的作意和《文心雕龙》.的实际呢。这又有什么值得“哄笑”的呢?值得一笑的倒是某些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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