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影响较大的作文学著述，首先有张志公(纪纯)的《写作方法》、何家槐的《写作知识》多接着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章讲话》(湖南师院中文系编写)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文讲话>，上承30年代的《作文述要》，融张、何二书体系为一体，既谈立意、题材、结构、语言，也谈备类作文体裁知识，安排亦觉周详妥贴。进入60年代以后，相继有复旦大学编写的《写作基础知识》，和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写作知识》出版，逐渐形成基础知识加文体知识的写作理论体系。然后是十年畸变时期，在此阙而不论。8O年代以来，作文学的理论体系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变化。首先是研究考们对于五、六十年代已经形成的以仔细解剖制作载体为总论、主题、题材、结构、表现手法、语言、文风、修改等构成部分和精确描述文章体裁的体系表示不满，称之为“文本主义的写作学”，表示要结束“八大块”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接着很快把研究的着眼点转到了“写作过程”上面，’随着写作过程的研究深入到制作主体的心理层沙和思维层次，写作教学就开始强调“过程的训练”和“智能的训练”，而且把写作知识提高到了“二重转化”、“三级飞跃”和“知行递度”这种带原理性、规律性的层面，实现了作文理论的一大变革,1986年10月开始着手编写的《写作学高级教程》应该是这一变革的产物。其基础理论部分以写作运动为经，以写作的必备条件和构成要素为纬，构成了一个作者——感知——运思——表述(技巧、文采)——读者的核心系统，并以“规律"冠其首，以“源流”殿其后，以“绪论"总其成，形成了一个以现代思维学科、心理学科、系统学科为其方法指导，对写作学科自身规律、特点和理论进行研究的崭新理论框架，从而使旧的写作学科除旧布新，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理论层次。与此相类的是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的《写作系统学导论》(尹相如，王昆建著)，也应是这种变革的产物。只是它用的是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写作当作一个完整的开放系统，对这一系统的信息流程(包括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反馈)、这一系统内部的结构和机制、。这一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这一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作者、作品、读者)也进行了仔细研究，从而建构了包括写作过程鸟瞰、写作系统与环境，作者、作品、读者关系等在内的写作系统学体系。
但是，研究者们的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把这种侧重写作过程的研究，称之日“过程主义写作学"，认为这种“过程主义"的研究只解决一部分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过程主义写作学"只想把真正的写作行为抽象为几道明确的规则、程序，叫学生严格遵循而漠视真正写作行为内在的生命意志、创造激情。他们认为“过程主义写作学"虽然以反对“文本"为出发点，但它仍然是“见物不见人"，最终还得回归到“文本"那儿去。于是，他们的研究逻辑地转移到写作主体上来。认为写作学要从根本上、本质上解决问题，一枣要强化写作主体，提高写作主体的文化心理素质。于是他们又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一个“写作文化”的问题。什么是“写作文化"?据马正平《论“写作文化”》称：“写作文化是人类文化中写作活动中的具体表征，它是通过文章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写作活动行为中所透露出来的某一时代的社会心理状态。”这些“写作活动行为”包括角度选择、立意、结构方式、节奏安排、视点运用、文面表现等;这些“社会心理状态”是指“态度、价值、观念、时空情绪、行为准则、思维方式等等的总和”。可以统称之曰“写作文化”。这种“写作文化”既从“文本”上也从主体上反映出来。但在“文本”上反映出来的是表层结构，在“主体"写作行为上反映出来的是中层结构，只有在“主体心灵层面"上反映出来的才是深层结构。这种写作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共时态的，也是历时态的，既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写作文化心态和文章图式，也包括传统写作文化和时代写作文化。所谓“写作文化学"就是以上述“写作文化"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熬发展、演变、运用、创造的基本规律，包括：写作文化的概念、特征、属性;当代写作文化特征多社会群体对写作文化的适应与追求多古代写作文化与西方写作文
多未来写作文化多中西写作文化比较多写作文化史。其核心是写作哲学、写作价值和写作思维方式的研究。“写作文化学”的根本目的，从写作教学上说，是不仅要传授有关表达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感悟一个时代的写作文化，提高写作主体的基本素质，优化写作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强调主体心灵的建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主体主义写作学”、“人本主义写作学”或“文化主义写作学”。“写作文化学”的提出。应该说于写作学、文章学或作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树不无现实意义，正如陈果安所说，“写作文化的提出，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是现代写作学的一次重大革命，它坚决地/自觉地否定了对写作行为(过程)的共时的、理想化的、抽象式的研究，将写作学研究导入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性和现实性的研究，它使现代写作学更进一步地把握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使写作学从方法论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现代'的意味，它带来了现代写作学研究方法上的一场自觉的革命。"(《新时期现代写作学建设的一面镜子—一评马正平的写作学研究》)如果说，对于“写作文化学"或“主体主义写作学"或“文化主义写作学"的理论体系能否建立、，能否实施-尚持怀疑态度，需要拭目以待的话，，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