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不出科学？
2012-01-19 19:50:20   来源：   点击：

3 个答案

• 答案 1：

  中国历史发展出了不少科学，可惜我们在不正确的时候总是把它放在了不正确的位置。该运用时，我们把它顶在脑袋上供奉，而不是踩在脚底下运用。该宣扬时，我们又把它从头上摘下来，扔到地上，踩在脚底下唾骂。科学对中华文明就像帽子，一会戴、一会摘。其实只要选好戴和摘的方式，我们也可以依赖科学而腾飞。问题在于我们这帮人，我们这帮人的处世态度配不配戴着科学这顶帽子！更重要的是，科学不是帽子！【中国人自古爱科学】“中国人自古爱科学”——这不是什么广告语。我认为这是事实，只不过我们不管科学叫科学，而是叫别的。近几百年历史上，中国话里说的“科学”，大部分时候是说“科举的学问”。对今天我们说的科学，以前另有叫法。中国古代对科学的称谓与现代不同，最经典的称谓是儒学里面讲到的“格物”和“致知”，孔孟认为格物、致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个概念其实是每一个学过私塾或者读过“四书五经”的人都接收到的。其他古典哲学学派也对科学有自己的阐释，比如道家就认为世界背后有一个看不见但发挥着无穷作用的“道”，这个“道”其本意就是自然运转现象背后的规律。道家甚至被用这个“道”字命名，足见其对“道”（科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文明是重视科学的，至少在文化上和教育上一直如此。而且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注重学习科学知识的。【中国人喜欢乱来，但又胆小怕事】当然，中国历史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因为各种错误的原因，而浪费了中国的科学发现。我不想用单一因素来说明中国历史与科学失之交臂的根本原因。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由多种因素复杂地影响的。比如有的时候是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去迫害一些知识分子，相应的其科学发现也被掩盖了；有的时候是因为统治者愚昧无知（比如有些儿童时期没怎么用心思考的皇帝）或者心理变态的官员制定了狗屁不通的政策，而错失了施展科学的机会。当然，其中比例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先天的胆小怕事，不喜欢变化。这个原因多次造成我们把已经孕育出来的科学成就抛在一边，坚持我们墨守的秩序。—— 写到这里，我一定要替墨子吐个槽儿。虽然典故是说“墨子守城”、“墨守成规”，不过人家墨子可是个大科学家，而且敢作敢当。鲁班这个实践派科学家都不是墨子这个实验+理论派科学家的对手。可几千年历史下来，我们最后给墨子贴上这么个“墨守成规”的标签，足见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待那些坚持原则又善于变通的科学家时有多么地不公平，性格深处又有多么地怯懦。 ——这个怯懦，造就了中国科学在近代的现状。如果一个人在胆量上不变强，Ta就难以战胜对手；如果一个民族的胆量不够强，Ta也别想单凭科学这个武器战胜谁。【西方人是爱科学，还是怕科学？】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适合在这个主题下谈一下，那就是：古代很多中国人面对科学很从容，把科学作为学习和做事情的基础；而现代的很多中国人面对科学表现得很惶恐，总想把科学顶在脑袋上或者供奉在灵堂上。这种把科学顶在脑袋上的思想，恰恰是我们与西方人的差距。如今这个时代，科学不能仅仅被放在宗庙里（一般是大学里），它一定是要“踩在脚下”的；准确的说，是要驾驭它，让它成为文明的基础。西方近代的科学发现，不都是被不遗余力地实用化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让很多人把科学奉若神明，但它最重要的本意是：科学技术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供奉的！想想西方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变化吧。正是中世纪欧洲教廷（权力核心）对科学的恐惧和迫害，最终铸就了科学的英雄形象。教廷对科学的恐惧，最根本上是因为什么？我想是因为他们（教皇为代表的教会高层，这些人自己是研究科学的）知道科学比宗教信仰更“有用”，更能变成真金白银，更能变成新的信仰。而我们今天怎么看待科学呢？—— 聪明人搞的玄虚的东西 ——依然是很多中国人持有的看法。因此，我们与西方在科学上的差异不是研究数量上的，不是智商层面的，更不是供奉得不够。我们最大的差距，就在于不能把科学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也许我们应该把科学当作鞋子，谁穿着舒服谁自己应该最清楚。如果把鞋子顶在头顶上，合适才怪！

• 答案 2：

  中国历史，周朝的封建并不算专制文化，实际上那是地方与中央的一个权力的分配，而且用一种礼治文化统合把不同的实力调协和谐，虽然有天子，但不是一人独尊，只是诸侯的共主。那个时候的政治文化崇敬上帝，《书经．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上天尊重人民意愿，亦要求天子有道德，以人民为本。到孟子时总结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在孟子之前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德治理想，希望由有道德的圣人来统治，不只是君王要求人民有道德，君王自己也须有道德，所以人民和君主基本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此为中国原本政治文化的理想。　　中国政治文化到了秦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秦始皇自称皇帝，僭用自古“皇矣上帝”的尊号，自视为神，把上帝从超越的世界拉下来，统治者变成神。过去，最高的神是在超越的世界，不和统治者等同，故君王有错，人民可按天命而革命。但秦始皇以后，统治者就等同神了，再没有一种超越的真理可以用来批判统治者的权力，这就形成专制，即李慎之所谓皇权主义。汉武帝进一步利用儒家，把这种权力变成一种伦理的地位。皇帝不但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还有伦理上三纲五常中的最高位，皇帝永远在伦理上处于不能替换的，像父亲一样的终身高位。这样，中国政治权力的转移只能靠农民革命，革命成功者成为新皇帝，二千年来连民本精神都消灭了，遑论西方的民主。中国的皇权主义发展，最严酷可怕的其实是明朝。本来，汉唐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官僚系统还有某一种议政权，对专制有一些平衡，但明太祖一面取消宰相，一面廷杖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侮辱，也破坏官僚系统的尊严，成为一种消灭清流的政治文化，到现在已有六百多年了。但想不到在中国皇权主义发展到最腐烂、最可怕、最极端的时候，西方却产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重视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价值和尊严，也强调上帝将权力赋与人民，人民再将权力赋与君主，开始向完整的现代化迈进。西方的进步，始自文化上的更新，可说是固本培元，孕育出各种可见花果，包括科学、民主和经济进步。而我们在这数百年文化上则很少向这方面发展。一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致良知，但并未能引发重视人性尊严的文化，王阳明反而自己领兵去镇压广西瑶族少数民族。而王学后学则高谈神秘的天人合一，及无善无恶的心体。文化走向神秘，而非走向理性，同期政治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残暴不仁，迫害忠良，甚至还出现了东西厂的特务政治。清代初年曾有一段仁政的时候，回复德治的民本理想，但雍正年间更兴文字狱，干隆则再把专制政治推到最高峰，摧残知识分子士气。可以说明清六百年，中国才是真正在人类文明史中开始远远落后，专制政治达最高峰，文化腐烂，而迷信兴盛。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并非偶然出现，而清末到民国，我们始终没有走出西方那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的道路，在非常长的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人们的自由性，人的创造性，是受到压抑的。而在西方根据芝加哥科学史家格兰特(Edward Grant)的研究，中世纪科学上的突破，在靠巴黎主教谭平亚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在一二七七年之前，科哲学家的研究，完全依靠亚里士多德及托密勒的观点，完全用自然原因来解释一切现象，没有考虑上帝力量的影响因素。但巴黎主教在一二七七年批判亚里士多德十三条命题，后增加至二百十九条命题，认为上帝有绝对大能，可以参与自然万物的发展，而且可以创造出自然原则不可能的事物，只要在逻辑上没有矛盾，上帝可造任何世界。　　格兰特指出：“这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专业的亚里士多德派自然哲学家所产生的敌意，得到谦卑下来。”正因如此，知识分子才能从亚里士多得那天罗地网的哲学世界观中释放出来，也突破其地球中心的宇宙观，思考各样新可能的宇宙样相，包括以太阳为中心，及有多个世界同时存在的思想。格氏云：“结果，所谓自然上不可能的事物，可以通过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的形式而被安排登场……通过时常援引上帝绝对的大能这手法，可以成就各种假设的可能性(Hypothetical Possibilities)。事实上，基于超自然行动而建立之假设可能性，已成为中世纪后期士林思想的特质。”[注四]　　此中最著名的，是在第三十四条，批判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有其它世界之说，认为上帝既是全能，有可能创造其它世界，宇宙不一定被限制以地球为中心，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世界。自十七世纪牛顿提出其力学以后，已能全面解释可见的天体现象，展开一个奇异而又合理的新宇宙观，一个星空无限的世界，到十八世纪即成为显学。那亦是西方文化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人类发现宇宙远比想象中大，而且是一自动运作的系统。　　十七和十八世纪之交，各大思想家开始作出各种新思考，去调节这不可思议新宇宙。欧陆的理性主义兴起，先有笛卡儿，将心灵与物质彻底区分。一面接受机械宇宙观，另一面则从心灵的反省能力去寻索精神与灵性基础。以“我思故我在”作为不可怀疑的起点，这是回到第四世纪奥古斯丁对自我存在的思考，而以自我存在的自明性，来建立确实的起点。同时用第六世纪安瑟伦(Anslems)的本体论证，从纯逻辑形式及上帝定义的独特性，来论证上帝存在亦是自明的。于是不必通过经验科学，纯由理性可以证延诇我和上帝，而这心灵之路又和物质是彻底二分的。他这新方法和二元论的思路，保障了传统灵魂与上帝的观念，也保障了价值与世界，为之提供了新的基础，不必被现实科学所发现的世界所挑战。　　另一条路线的思考，则为史宾诺沙(Spinoza)，由于当时科技所发现的，可能是一个无限宇宙，那么就要面对上帝存在的问题。若宇宙万有是无限地延展下去，那么上帝还有什么位置呢？当时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如Malebranche正主张上帝与无限空间等同，史宾诺沙则从形而上学认为无限宇宙必依于一无限实体，此无限实体即是上帝，而上帝亦即是无限宇宙，宇宙与上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故上帝并非超越的实在，却是与宇宙等同的实体，也是一内在一切的无限心灵，为一切有限之心与物模式的基础，这就成为泛神论的思想。　　还有莱布尼兹(Leibniz)，认为宇宙由充塞一切的无数形而上单子组成，这些单子也是一些能量单位，成为万有内在的动力。一切运动和变化，均是单子的显隐转变构成，时空则是相对的，所有规律都是在单子内在的潜能与显实来表达。宇宙一切机械秩序原是事物的内部动力，而一切都已事先安排，命定如此发展。所谓心灵，是清明的单子，物质是混浊的单子。　　莱布尼兹提出整套形而上学系统，去解释一切十七世纪发现的科学现象，而且从其能量即物质、及时空相对观，已有未来相对论的蓝图，不可谓不具洞见。他并且用形而上学理论，走出纯机械物质的世界，维持了一种精神价值。　　至于上帝的位置如何呢？莱布尼兹认为一切单子的潜显变化，其内在规律的运作，及单子显隐之中所形成的运动表象，完全是事先安排好，使一切发展都有一和谐，这称为“先定的和谐”(pre-estubished harmony)。这须极大的智能去设计，故只能来自上帝的安排。上帝是超越宇宙的实体，对一切已有完美的设计。故莱氏不大赞成牛顿所讲的类似机械工程师的上帝，而由理性建立另一世界的图画，成为世纪之交的讨论课题[注十五]。随着宇宙观的改变，西方文化出现重大突破，对宇宙、上帝、星河，不断改变图画，人类面临一个全新的世界架构。很可惜同时期中国却仍持佛经的宇宙观，以为大地中间有一须弥山，日月围其旋转，太阳转山后，就成晚上，转出来就天亮，要改变其前现代宇宙观，付出的代价比西方还大。

• 答案 3：

  前面几位说的比较多，我说一点我在大学里接触到的信息吧。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一位老教授李为，有一篇论文认为，中国和西方，前者没有产生科学，后者产生了科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基督教。对西方而言，进行科学探索，是一种无限接近上帝的光荣行为。大家读书可能为牛顿晚年侍奉上帝感到惋惜，其实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本身就是牛顿无限接近上帝的过程。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理解世界，就是理解上帝。我这里介绍的只是其中一点，更多的内容你可以去找这位老师的论文《基督教的理性嬗变与近代科学的产生》。--------------------------QQ：1547845927 订阅博客http://www.sudikang.com赠送微博营销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