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皇帝: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一内”，指的是隆科多利用步军统领的职权(他当时统辖步军五营约两万多兵力)，封闭京城九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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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雍正的反对派们成了瓮中之鳖，同时又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后京师的秩序;所谓“一外”，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年羹尧震慑并钳制十四阿哥胤禵，稳定西北局势，倘若胤禵举兵造反的话，断难通过年羹尧这一关。
中国的古话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功臣一般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经有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因为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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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查抄年府的时候。
侦察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候，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请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霉的时候，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行为是文人的无耻钻营，并亲自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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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写首诗讽刺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自将那些讽刺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材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认真，也被革职，处罚甚至超过了钱名世。
再说那年羹尧，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
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著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并且还做过翰林院的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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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由此，雍正开始正式修理年羹尧。首先，雍正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一一撤换，并对那些人分化瓦解，让他们和年羹尧划清界限。随后，雍正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并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他去做杭州将军。年羹尧毫无还手之力，还得具折谢恩。雍正在他的折上批道：“朕听说有个谣言叫‘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朕倒要让你去那里做做官!朕想你要是自称帝号，那也是天数，朕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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