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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长期教导李鸿章为人做事要讲“诚信”，李鸿章表面唯诺，可内心深处对这一被理学家视为精神动力的道德规范不以为然。做幕僚时想多睡一会儿懒觉，竟谎称头疼。刚到上海，曾国藩就写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
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结天津教案，曾国藩问他：“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鸿章道：“门生也没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捋着胡须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见势不妙，赶紧改口，称他是信口胡说，还望老师多多赐教。曾国藩送给他的“法宝”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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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称继承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 ;也曾露骨坦陈：“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还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抢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