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瀚海说史
说起长安的商业黄金时期，总会与隋唐两个朝代分不开。虽然长安早在汉代就是大型都市，但当时的商业发展程度不高，商业经济在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只有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分裂之后的隋唐时期，做为世界最大城市的长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长安的商业也达到了顶峰。
隋唐时期长安的商业繁荣程度，从长安东、西二市的店铺数量就可见一斑。这两个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内，店、肆、铺、邸数不胜数，卖布的，卖衣服的，卖酒的，卖家具的，卖日用品的遍布其中。东西二市上光是茶铺就有上百家之多。据《封氏见闻录》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其繁华程度。
长安城中经商的不单有中国人，来自异域的胡商也数量众多。贞观年间曾对长安的胡商进行过统计，统计出来的胡商共有四千余人。还有一些胡商为了逃避重税，雇佣汉人帮助经营的没有统计在内。
长安城中商品琳琅满目，分成粮食、食品、织物、皮革、牲畜、肉品、生产用品和生活用具等几十个大类，仅水果就有上百种，既有江南的桔橙，又有北方的苹果，还有西域来的葡萄干、葡萄酒。商人们迎来送往，一派繁忙，市场极其繁荣。
盛唐长安城的夜景
隋唐时期长安商业的繁荣与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密不可分。隋朝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几百年的国家分裂，隋朝建立之初，长安城“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随着战乱的结束，国家的统一，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隋唐定都长安，对关中平原的农业设施进行了完全的修复，关中平原出现了“万顷稻苗新”的农田，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长安做为国都，聚集了大量的贵族和官僚地主，周边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市场消费需求旺盛，是长安商业繁荣的基础。
随着全国人口的涌入，长安人口如岑参诗中所言，“长安城中百万家”，人口迅速到达百万规模，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刺激了商业及服务业、运输业的繁荣。
唐朝末年，战乱频繁，长安饱受战火摧残，人口大量外流，商业一落千丈。五代以后，新的统一政权北宋定都开封，长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地位显著下降。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商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长安由世界都市向普通区域城市的转变过程中，代表经济发展的商业经历了大的阵痛，渡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转型期。
长安城的变化是从市场变化开始的。过去的坊市没有了，商业触角伸进了居民区，市场更加开放，但是规模缩小了。
自从天祐元年朱温烧了长安宫殿，拆了长安民房用来做船东下之后，“长安自此遂丘墟矣”。长安城百姓十不留一，城市规模大大缩水，仅剩5座城门。
从唐中后期起，长安的商业实行坊市制，坊和市划定了各自的界限，生活的坊和商业的市被人为的隔离开，使得商业有了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交易时间。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战火，长安的坊市制已被打破。
北宋的长安商业虽然规模缩小，但更加灵活，居民的坊区也可以开设店铺，街上到处都有商店，商业活动已完全深入居民区，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自由灵活的商业特性导致交易时间的无限延长。长安也如开封一样出现了“夜市”和“早市”，长安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五代重修长安城时，兴建了最大的市场——北市。这个市场位于景风街、安上街、含光街几条主要街道的交汇之处，里面以货物种类的不同而分成若干个“厢”，比如卖皮货的皮厢，卖布匹的布厢。城内还散布着各种小型的市坊，商业市场和居民区已有溶为一体之势，比如如卖药的药市就散落在朱雀门一带，酒市药市西侧大街附近。还有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菜市、粮市、油市，更是与居民区杂相而处，老百姓购买商品更加方便。
五代宋元时期是长安始于隋唐的坊市制消亡的一个时期，这也是城市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长安复兴的重要标志。
长安城的大明宫
盛唐时期，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商业十分繁荣。但唐末到五代的战乱让长安变成了一片废墟，长安的商业跌落到了谷底。长安城内的建筑、道路特别是人口遭受极大的破坏，正如《秦妇吟》中所说：“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这是这一时期长安的真实写照。
北宋建立后，随着天下安定，长安和其他饱经战火的城市一样，社会经济开始复苏，但商业的复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功。
由于五代时期，各个政权税赋十分繁重，经商者无法营利，商业也无从发展。以人人都要食用的食盐为例，后晋石敬瑭时，将长安居民分为五等，每户缴纳盐税从二百文到两千文不等，并且几乎年年增税，从盐商到普通百姓，一斤盐要交三道税，许多居民只得淡食，商业无从谈起。这些政策将商业活动限制得死死的，除了掌握权力的上层贵族外，普通人根本无法经商，只有任凭那些贵族垄断，商业一片萧条。
北宋初期，长安“民亡储蓄，十室九空”。宋人写于此时的《游长安》上说：“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盛唐时期，长安有一百余万人，常住人口不少于80万，北宋初期仅存数万家，人口不过十万。随着天下安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关中平原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长安的商业也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气象。
宋神宗时期，长安已有二十二万余户，宋徽宗时增加到二十五万户，经济也恢复得很快。陕西“连岁大稔”，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量的增加又催生了人口的增长，长安的商业也迎来了春天。长安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地理位置优越，是北宋重要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基地。货物的大量涌入又使得商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收取到的税收也越来越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