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秦史官文化的继承者，司马迁也继承了《左传》中那些凝练而有精妙的叙事技巧，并将它们眼花缭乱的运用于对战争的描写中，但是和先秦时代的战争描写类似，这些描写有极高的艺术性，能够反映出一些战术细节，但是在对记载重点的取舍上存在明显的个人偏好，导致文本呈现的世界和实际呈现出来的世界有较大偏差。
在讨论司马迁对于军事的书写之前，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史公是否懂军事。无论是从司马迁的家学传统，还是结交对象，抑或是个人经历，都足以证明此人虽未统军，但是绝非兵盲，其交游对象中有中高级将领，而且其人本身参与过准军事行动。
在先秦时代，史官的社会功能极为广泛，他们负责或者涉足的领域几乎无所不包：政治，祭祀，行政监察，天文历算，乃至征战沙场，史官都是有份的。而具体到司马迁个人的家世，根据他的自述：
五帝时代的颛顼帝命南正掌管天文星象，北正黎掌管地宜事务；周宣王时，重黎的后裔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恢复为司马氏，司马氏先祖自周代起即任王室史官，掌管文史、星卜、祭祀等事宜。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但是也应当注意：“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如果一定要说，军事和天文，历算，占星都是司马氏的家学传统。周惠王、襄王的时候，司马氏迁离周王畿内，到了晋国。晋国大夫范武子逃奔秦国，因而司马氏家族转入了少梁这个地方；其直系祖先，是战国中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
而司马迁本人曾出任过郎中，这一职位的主要职责有近侍左右，参与谋议，执兵宿卫，还有在必要的时刻奉命出使，在郎中任上，年轻的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在25岁的时候，还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还没有完全臣服的西南夷，这算是汉朝对西南地区殖民活动的起步阶段。使者监军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监督地方上的军事行动。而到了后来，他还参与过瓠子堵口这样的阻塞黄河泛滥的行动，所以司马迁在受刑前，起码有过一定军事经验，不至于完全兵盲。
而具体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除了各种丰厚的家学之外，他在年轻的时候对各地的前代遗迹曾经有过亲身考察，比如他曾南游于潇湘沅醴，探访过楚文化巫风的遗迹；也曾经前往过淮泗流域，和孔门弟子一起参观圣人的遗迹，与他们一起练习乡射之礼，每到一地，他都会考察各地的古战场遗址和营地遗迹，以提升其创作内容的可信度。因此相比于后世那些远离前线的军事历史书写者，司马迁是有自己优势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对军事内容的书写就完全靠谱，除了 “烽火戏诸侯”这种将所在时代战争工具带入到先秦时代（考古发掘并不支持西周时代就有烽火台的论断）的问题之外，司马迁的军事写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还是对关键的战斗细节描述详略分布上并不均匀：
“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史记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李广在战役大败中的小胜，比如他是如何中石没簇，是如何从失败的出击战中夺马脱身的；以及他带领 少数随从离开大营，被敌方大部队包围之后，是如何镇定地射杀对方将领，指挥部将脱身，但是对李广每一战的具体斩首数量却语焉不详。
类似于对李广的描述，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提到李广没有事很喜欢在地上画军阵图，这篇传记中，还很罕见地描述了当时汉军的阵列，这是在史记中其他篇目中较少出现的：
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
不过其他的重要战役，比如河南地，河西等战役的相关情况，司马迁仅仅提及了各路军队将领的名称，大致人数与斩首情况，但是对于卫青是如何取胜的，和其他诸将相比其部属和战术究竟有何区别，基本上不得而知，只能通过某些旁敲侧击的材料，推测出卫霍统领的士卒可能比其他宿将更精锐，卫青对敌情的研究更全面（突袭龙城-后来还有张骞协助），霍去病手下有匈奴将领和为数不少的胡兵等等。而具体到了对漠北之战的描写中，对于关键的技术性细节缺乏描写：
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
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驘，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