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的变迁
（一）战後初期的台湾
1895年（光绪21年）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结束了212年的统治，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会後发布的「开罗宣言」载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华民国，宣言虽不具国际法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上有其重要的意义，它宣告了当时主要盟国对於战後政治安排的取向：国民政府获得罗斯福的支持，在战後取得台湾。
国民政府在1944年4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草拟「台湾接管计画纲要」。1945年5月德国投降，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与邱吉尔、蒋中正发表「波茨坦宣言」，重申「开罗宣言」的内容。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後，日本天皇透过「玉音放送」，向国内宣告日本投降，同时接受「波茨坦宣言」。
联合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旋即发布第一号命令。根据第一号命令，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派代表陈仪负责接收台湾。在国际法上，领土的转移需有正式的国际条约，但国民政府认定台湾应回归中国，因而在10月25日宣布「台湾光复」，开始以国内法来统治台湾，并对在台湾的日本人进行遣返。同时接收日本官方及民间在台湾的财产，透过「日产管理委员会」进行後续的处理工作。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後，在政治体制方面，成立与中国大陆省政府不同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由陈仪担任行政长官，赋予较大的裁量权限，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台湾总督府的政策，包括经济统制、专卖制度。相对之下，在日治时期长期追求高度自治的台湾社会菁英，战後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事务上皆无法扮演主导的角色。在国民政府政策失当、行政长官公署施政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1947年2月，专卖局缉私人员因取缔私烟不当，成为冲突的导火线，引爆二二八事件。国民政府派兵来台镇压，并进行政治体制改组，设立台湾省政府，魏道明任第一届台湾省主席，1949年由陈诚接任。
台湾接收之初，将日治时期的街庄保甲，改为乡镇村邻，并以「训政时期」的地方制度为原则，在其架构下开始成立各级参议会，1950年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後，透过制度的调整改为县市议会及省议会等组织。
（二）动员戡乱及戒严体制
中华民国在1946年12月制宪、1947年12月行宪，1948年4月蒋中正当选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相继成立。但在1947年7月，国民政府因国共战争而下令动员戡乱，1948年又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49年5月在台湾开始实施戒严，宪政体制因此遭到严重的侵蚀，人民的基本人权也欠缺保障(临时条款历经多次修正，1948年总统发布紧急处分命令不受宪法本文规范，1960年解除总统任期限制，1966年赋予总统新增政府机关权力，1972年规范增额中央民代，并使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拥有继续任职的宪法位阶依据)。1949年6月，陆续颁布实施「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加强对政治反对者与社会大众的监控。
1949年12月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取代，国民政府迁台，对於政治异议人士的处置更趋严厉。一方面情治单位进行整编，由1949年的政治行动委员会、1950年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於1954年改组为国家安全局，成为情治系统的统筹机关；另方面实际执行「叛乱罪」等政治案件的主管机关，先是由1949年成立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负责，1958年移交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後，在中国大陆选出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因政治情势而无法改选，乃透过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1号」解释文及总统谘文而不必改选，此後因不断延任而形成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又称「万年国会」）。而为了维系「法统」，乃以实施地方自治、选举地方公职，作为统治的民意基础以及民主政治的象徵。但实施地方自治时，国民党当局亦透过行政、立法的运作，冻结宪法规定的「省县自治通则」之制定，改以行政命令来推动。
1958年金门发生八二三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来台，与蒋中正总统发布联合公报，明确表示「反攻大陆」主要不凭藉武力的立场，也使得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法统」正当性逐渐遭到质疑。1966年修订临时条款，而於1969年开始举行中央民意代表补选。1972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被中国所继承，在严重的外交挫败下，为增加统治的正当性，因而建立定期改选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制度。
在1950、60年代，随着国民党逐渐取得来自美国的支持，使得争取美国支持的自由派人士，包括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等纷纷下台或解职，引发政治事件，其中以1955年「孙立人事件」波及最广。1960年《自由中国》负责人雷震，因反对蒋中正总统三连任，并筹组政党，而遭到判刑。1964年台湾大学教授彭明敏与其学生魏廷朝、谢聪敏，为争取台湾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发生「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案」；海外人士为了对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纷纷成立台湾独立组织，并於1970年组成世界性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简称台独联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缩写WUFI）。同年，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问美国期间，台独联盟成员黄文雄、郑自才着手刺杀计画，此一「刺蒋案」失败，却成为备受瞩目的国际政治案件。
（三）威权体制的松动与政治改革
1970年台湾在国际舞台遭到严重挫败，国内逐渐兴起一股文化运动，包括乡土文学与校园民歌的兴起等等，带动本土社会文化思潮。在同一时期，蒋经国接班後的政治案件仍然频传，特别是当反对运动与威权体制出现摩擦之际，往往造成重大政治案件。包括1977年11月的中坜事件、1979年1月美国承认中国并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後爆发的余登发事件、12月的美丽岛事件，以及1980年2月的林义雄家宅血案。而为了压制海外批判的声音，1981年爆发陈文成事件。1984年发生军事情报局派遣竹联帮分子赴美暗杀《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重大国际事件。
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後，於1979年制定「台湾关系法」，以规范新的美台关系，并持续关注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展，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政治改革的外部压力。蒋经国在1978年担任总统後，面对此一政治情势，决定采取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报禁等措施，并明确表示蒋家人不会再担任下一任中华民国总统。
1987年解除戒严以後，中华民国仍处於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化虽有进展，但仍未完成。李登辉在1988年继任总统後，开始推动进一步的政治改革。首先是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久，因调查局干员进入清华大学拘提陈正然、廖伟程而爆发「独台会事件」，在社会的改革声浪下，进而废除「惩治叛乱条例」，1992年更在民意的压力下修正刑法第一百条，结束言论叛乱时代，「白色恐怖」也成为历史。
1990年6月，大法官会议做成「释字第261号」解释文，加上废除临时条款、宪法增修条款的实施，促成资深中央民意代表於1991年12月31日全部退职，并分别於1991年、1992年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继而在民意的要求下，透过宪法增修条款，1994年台湾省长、台北市长、高雄市长改为民选，1996年展开第一次总统直选。1997年中华民国被国际着名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比为完全自由国家，是为台湾自由、民主的重要里程碑。2000年第二次总统直选，民主进步进党的陈水扁、吕透莲当选正副总统，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2008年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萧万长当选正副总统，重新执政，是第二次的政党轮替。
（四）台海两岸关系的演变
自1949年起，台湾一方面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下，一方面被卷入国共内战的漩涡中；1950年6月韩战爆发後，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台湾海峡中立化宣言」，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使台湾免於中国的武力威胁。1951年9月，日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签订「旧金山和约」，明订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但未说明让与之对象，成为国际法上「台湾地位未定论」之起源。日本在美国的要求下，另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台北和约」。因此，相对於台湾未定论，有学者认为：台湾自1945年即在中华民国实质统治下，又无其他国家表示异议，依据国际法的「先占」原则，台湾已经属於中华民国。
1954年美国与中华民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延续「旧金山和约」以来的基本构想，一方面维系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展开接触，寻求外交关系的突破。美国及其盟国提出「二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构想，由於未获中华民国、中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没有实质进展。相对地，中国对大陆的统治日渐稳固，要求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中国合法代表的呼声越来越高。1971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案获半数以上支持，中华民国代表团见情况不利，主动宣布退出联合国。但联合国大会仍通过「2758号决议案」(阿尔巴尼亚案)，宣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遭此严重挫败，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仍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中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之後，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指的即是中国。此後，原本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纷纷转而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政府虽采取「弹性外交」，但仍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外交问题，往往只能以断交、撤馆收场。1979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後，中华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写IMF）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简写 WBG）席次相继被中国取代，台湾进一步被孤立。此一时期中国改采「和平统战」的战略，主张国共对谈、「一国两制」、「三通四流」。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对内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试图以「三不政策」与和平统战对抗，并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湾免於受中国并吞。
1950年代台海两岸发生多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的竞逐赛中，包括舟山之役、东山岛突击战、一江山战役、大陈岛彻退、八二三炮战，中华民国政府实际上有效统治仅有金门、马祖。中国在国际情势日渐对其有利的状况下，於1970年代开始对台湾展开和平统战。
1980年代蒋经国进行政治改革，也开启了与中国民间互动的可能性。其中最关键的1987年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最後演变成台湾人民赴中国观光、投资的开端。李登辉继任总统後，为了积极处理两岸关系，一方面主导制定「国家统一纲领」，以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三个阶段、没有时间表，来定位两岸的交流程序。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之下，则由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与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建立「两会协商」模式。
在另一方面，配合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承认中国，执政当局试图以此结束国共内战，并推动务实外交，寻求国际地位的突破。然而面对中国在外交上持续的打压，以国共内战架构下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1999年李登辉根据原本制订宪法增修条文的精神，强调由於终止动员戡乱，台海两岸是两个等对政治实体，基於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亦然），而使中华民国与中国成为特殊国与国的关系（通称「两国论」）发表，2000年陈水扁就任总统後，并未将此一理论进一步规范入宪法；中国则持续对台湾施压，并於2005年3月制定「反国家分裂法」；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马英九当选总统後，以「一国两区」试图来定位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台湾在中华民国统治时期，政治上从强人威权体制逐渐朝向自由化、民主化发展，而成为亚洲的自由、民主指标国家。然而台湾国际空间，随着中国的崛起遭到更大的打压，这也是当前重要的政治课题之一。
二、经济的发展
（一）战後初期的经济情势
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後，在台湾没有使用中国大陆的法币及金圆券，而使用台币，由於台币币值被持续的低估，以及中央政府要求台湾省代垫相关款项，加上施政失当导致生产不振，而引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9年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後，以中央政府返还台湾省代垫款的黄金作为发行准备，推动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其後因韩战爆发，美援到来，恶性通货膨胀才受到有效的控制。
战後台湾的经济处於严重的通货膨胀，陈诚担任省主席任内，为了解决台湾的租佃问题，并避免成为台湾共产党活动的条件，开始实施三七五减租，1950年担任行政院长後，进一步推动耕者有其田。一方面进行新台币改革，下令停止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通汇，并管制中国大陆人民来台，以维护台湾的安全。另一方面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由尹仲容担任副主任委员，统筹台湾经贸相关事务。
（二）土地改革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轰炸，台湾的农业与工业遭到严重的破坏，但因农业的重建，其专业人才或资本需求较少，生产的恢复也较工业的重建容易，这是战後农业迅速复兴并超越工业生产总值的重要条件。战後初期农业生产总值只有战前高峰期1938年的一半，到了1953年前後已恢复为战前的高峰水准。
陈诚继「三七五减租」後，於1951年实施公地（官有农地）放领政策；1952年立法院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後，1953年完成「耕者有其田」的初步成果。而给地主的地价补偿，除了实物债券外，另以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农林、台湾工矿四家官营企业的股票作为补偿，使得四家官营企业民营化。除了解决租佃问题，同时也削弱了拥有土地的士绅，政府则在取得农民支持後，巩固统治基础。
实施耕者有其田以後，由於四大公司有的营运不佳，大部分地主所能领取的股息有限，又缺乏股票市场可进行公开交易，地主因而低价让售股票，逐渐没落。而取得土地的佃农，分10年偿还取得土地的价款。由於农地不再是投资标的，部分资金便转而投资工商业。
另方面，农民取得土地後，所得增加，生产意愿提高。不过，政府基於经济及军事的考量，配合「以农业培养工业」政策，采取「田赋徵实」、「肥料换谷」的方法，以部分农村的剩余，支持国家财政的需要。1950年代以日本作为主要出口地区的米糖外销，一个年度就有约1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对於经济政策的推动，发挥极大的作用。
（三）「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
台湾的经济随着来自中国大陆一百多万军民来台，政府税收没有增加，支出则持续扩大，财政状况的恶化仍无法完全避免。
韩战爆发後，美援来台，对於财政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美援对台湾有两大贡献，首先透过美援的物资，压制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透过美援提供的生产及相关经济建设的展开，也提供了台湾经济的供给面。至於美国援助的棉花，则是台湾推动「进口替代」的纺织业之重要基础。
1950年代当局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做为工业化推动的方向。基本上是扶殖来自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以提高关税、管制外汇的关税障碍及非关税障碍等措施，遂行包括棉纺织业的进口替代事业，而且将大量的美援投入国营企业，促使国营企业进一步的发展。1960-1970年间，改采以内销补贴外销的「出口扩张」政策，并采用美国专家的建议，进行汇率改革，修订「奖励投资条例」，进而设立加工出口区。在美援停止後，美国、日本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外资来源，透过对两国不同的投资策略，而形成了台湾对美国出超、对日本入超的三角贸易关系，直到1980年代以後才渐次改变。
（四）十大建设及後续发展
1960年代中後期，政府当局开始思考推动基础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此即「十大建设」的张本。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後，政府统整已推动和计画推动的建设项目，统称为「十大建设」(当年11月行政院原提出「九大建设」，後加上核能电厂合称「十大建设」)，行政院长蒋经国更宣示将作为其施政政绩。在工业上发展石化业、钢铁重工业、造船业，在基础建设上包括国际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其中有关重化工业的产业建设部分，是「第二次进口替代」的内涵。在此一脉络下，接着设立新竹科技园区，对整体经济的转型带来重要契机。
1980年代，由於对美国持续大量出超，在美国的压力下，经济政策被迫朝向自由化改革，包括外汇管制的开放、银行的开放、对外投资的放宽，皆在此一脉络之下展开。由於台湾经济基础稳固，在李登辉总统任内，进而以经济实力为後盾，申请加入国际组织，并作为务实外交之一环，包括加入亚太经合会（APEC）及申请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目前台湾是亚太经合会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会员国。
三、社会的转变
战後的台湾社会，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体制下解放出来，呈现相当大的活力，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相继成立。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展开「清乡」，压抑社会活动的发展。随後进入动员戡乱时期及戒严，台湾社会长期处於政府的严密控制下。1980年代以後，台湾的政治结构开始发生松动，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尺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社会渐趋自由化、活泼化。
（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战後持续性的经济成长，使台湾从农业社会加速转型为工业社会，是社会变迁的主轴。在转型过程中，生产总值与从业人口比例是两个重要的指标。1962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越农业，1975年工业从业人口略高於农业人口，台湾正式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主要与工业迅速发展有关。
（二）人口成长与都市化
在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战後台湾的社会变迁还包括人口的成长与都市化。1945年日本统制晚期，台湾人口约有600万人，其後因为中国大陆大量人民迁徙来台，1950年户籍人口增为750万人。而战後自国外引进新的医疗技术、公共卫生的显着改善以及生活水准提高，特别是流行病的有效控制，使死亡率急速下降。1958年人口总数突破1000万，1989年更跨过2000万的门槛。
196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投资迅速成长，1966年起，高雄、楠梓、台中加工出口区相继设立，吸引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而工业都市的兴起也促成都市化的发展，在1970年代初期此一趋势更为明显。1991年以後，台北、台中、台南、高雄4大都市的人口，约占台湾总人口的30％。
（三）教育控制与发展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後，为清除日本殖民遗绪，在教育体制方面进行中国化政策，而後朝动员戡乱体制调整。1950年教育部公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明示「务使全国教育设施皆以戡乱为中心」；台湾省教育厅也於同年公布「台湾省非常时期教育纲领」，使台湾教育体制进入戡乱建国时期，在此非常时期，各级学校实施童子军教育及军事训练。
1968年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教科书内容之控制，对於私人兴学采取紧缩政策，私立小学及初中在此後将近三十年几无设立的空间，在国民教育体系下，国家的掌控力更为加强。另一方面，则调整高中与职业学校学生的比例，由原本的6：4调整为4：6。
在高等教育方面，1950年台湾共有大学1所、独立学院3所，专科学校2所，学生总数6300人。政府当时鼓励私人兴办大专院校，第一所私立大专院校是1951年成立的淡江英语专科学校。此後由於中国大陆大专院校在台复校，以及公私立大专院校的增设，台湾高等教育的量有迅速增加的趋势，但基於政策考量，1972年起暂停私人创立大专院校。此後虽迫於现实上的需要，陆续开放部分大专院校的设立，但着重於工科、医科等具有职业性质的学院，1990年代以後，高等教育私人兴学的限制明显放宽。开放大专院校的设立，以及鼓励专科、学院升格，则使台湾的大学数目及招生人数大幅增加，2008年大学录取率逾100%，高等教育的素质问题，成为教育的重点问题之一。
（四）社会结构的改变与社会运动
人民教育水准提高、所得增加、权利意识抬头，促成社会自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也是社会运动开展的重要条件。1950年代公教人员是社会中产阶级的主力，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充与经济起飞，企业家、医师、律师、会计师等自由业者渐增，中产阶级大量成长，内部的组成结构也发生改变。自1980年代起，随着知识普及、自主意识抬头，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原住民运动、学生运动及性别运动纷纷从理论探讨的层次，化为实际的社会运动。
1.消费者运动：由於人民知识水准的提昇、社会逐渐开放，以都市为主的消费者运动有了较佳的发展空间。为了自身食衣住行的安全，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资讯的获得，以保障权利。1980年，中华民国国际青商会正式发起消费者保护运动，并於1981年11月成立「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简称消基会）。1982年行政院开始提出制定「消费者保护法」，1994年公布实施，同年行政院并成立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2.环保运动：台湾在1970年代以发展工业为优先，忽视对环境污染的防治，造成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1980年代公害事件频传，反公害组织与环保团体相继成立，环保运动风起云涌。1982年行政院卫生署设环境保护局，1987年升格为环境保护署，以因应层出不穷的环保问题；另外，因美国、苏联等核能先进国家发生核电意外，台湾应否兴建第四核能发电厂（简称核四）引起相当的争议，反核运动成为环保运动的重要一环。
3.劳工运动：台湾经济发展初期，得力於工资低廉，随着经济成长及劳工意识抬头，1984年开始实施「劳动基准法」，劳工可依法向资方要求权益保障。自1985年起，相继发生新竹玻璃、桃园客运、台湾铁路局、苗栗客运、新光纺织等员工之罢工、抗争事件，劳工与工运团体持续提出保障权益的诉求。
4.原住民运动：1949年前後中国大陆军队与民众随政府来台者达一百多万人，台湾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形成外省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四大族群。其中原住民人数最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皆相对弱势，成为族群与文化社会运动展开的先锋。
1984年，以原住民知识青年为主的「原住民权利促进会」成立，1987年解严後，陆续展开破除「吴凤神话」、「还我姓氏」到「还我土地」系列运动。其後透过修法，原住民恢复传统姓名，1996年行政院成立「原住民委员会」，主管原住民事务，使政治地位更受重视。1988年客家人发动「还我母语运动」，以抗议政府对母语的忽视。2001年，「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组织条例」完成立法後，正式成立客家委员会，推动客家事务。2003、2004年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相继成立，对客家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之保存与推广有相当的助益。
5.学生运动：社会的开放促使教师与学生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学生与大学自主运动遂成为教育改革议题上首先端上台面的项目。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以争取校园民主化开端，进而要求大学自治。1990年「三月学运」要求推动民主化的改革，得到社会的重视。其後民间团体成立「四一○教育改革联盟」，推动「教育改造」。1994年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进行教育改革，以松绑为原则。
在教科书部分，从国民政府迁台以来由国立编译馆统筹教科书的编印，到教育部宣布1996年教科书开放为「一纲多本」的审定本，以全面取代统编本，不仅教材内容更趋多元，教师的教材选择权，在体制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
6.性别运动：性别运动早期是从女权运动展开的，知识水准提高并取得部分经济自主的女性，基於对自我权利及发展的追求，透过妇女运动的推展要求改革。其後，包括同志权利等性别运动，也接续展开。
（五）社会安全制度
台湾的社会安全制度，在政府迁台初期即已推动，但保障的层面并不普及，且多欠缺法律保障。1958年，立法院先後通过「公务人员保险法」及「劳工保险条例」，是社会安全制度建立的里程碑。为了扩大社会安全制度适用的范围，1987年通过「劳动基准法」，将三百多万劳工的基本权利纳入保障。随着高龄化社会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对老人的照顾亦日渐扩大，老人年金的概念提出後，敬老津贴、老农津贴等福利措施陆续开办。1994年全民健保正式实施，2000年以後更陆续实施失业保险及国民年金制，社会安全制度将更具规模。
四、文化的发展
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後，台湾的文化发展大体上由三个主要的潮流汇整而成。首先是日治时期台湾文化发展的结果，其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传承，第三是战後引进的西方文化。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後，透过政策「去日本化」，以期迅速「中国化」，包括推动国语政策、禁止报刊日文版，语文政策的转变，使台湾的文化传承产生中断的现象。由中国大陆来台的文化人及文化传承，成为台湾文化舞台的主流。
（一）1950、1960年代的文化发展
自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後，在动员戡乱体制下形成「反共抗俄」的基本国策，以此规范民间文化发展，并取缔不合官方政策的「禁歌」、「禁书」。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蒋中正提出以三民主义的本质「伦理、民主、科学」为中华文化的基础，积极应对。1967年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以推动各项文化运动，如制定国民生活须知，交由政府相关部会及教育系统积极推展，即为其中一例。
在官方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时期，美国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盟友，透过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在台美军电台的传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大量进入台湾，深受年轻人及部分知识分子的喜爱。政府当局对西方文化的管制较松，其内容也较中文范畴多样而活泼。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美国流行音乐等风行一时，影响台湾的流行文化甚大。此外，英美的文学、艺术理论透过学院引进台湾，无论是文学的表现方式，如夏济安成立的文学杂志、现代诗，或是抽象的美术创作，如1957年成立的「五月画会」及「东方画会」，都强力冲击台湾的文化界。
（二）本土文化的勃发
1964年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杂志，同年吴瀛涛与诗人成立《笠》诗刊，是台湾本土文化的重要传承。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各种社会问题随之产生，而西方文学引进台湾之後，其内容多与人民的现实生活脱节。文学应否反映台湾之现实社会，在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成为焦点，这场论战也是对应於30年来台湾文化政策的一次总检验，其背後显现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分野，更隐含着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分歧。此一论战之後，在1950-1960年代蔚为主流的反共文学影响力渐衰，而强调描写作家生活体验与现实社会状况的文学潮流日渐抬头。乡土文学虽强调文学内容的乡土化，但理论方面受到西方文学理论深远的影响。乡土文学中原本隐含的乡土定义以及认同冲突，其主要争议在於乡土指涉的范围是中国或台湾，以及台湾文学是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1977年叶石涛提出〈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呈现了其後台湾国家认同争议的端倪。
在乡土运动的潮流下，不少大众传播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提供了助力。1976年洪通画展及朱铭雕塑的登场，配合媒体的报导与宣传，前辈艺术家之创作再次受到重视。在流行音乐方面，「唱自己的歌」成为新的诉求，除了校园民歌风行一时，台湾传统民谣与创作也有新的发展契机。另外，政府在推动重大经济基础建设之余，开始注意到文化设施与人材培养的整备，1981年於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设委员会，从事文化建设规划、人材育成奖励、文化资产保存与研究等事宜。1982年，「文化资产保存法」公布施行，政府对文化资产的保护行动也转趋积极。
（三）自由化改革与文化多元化
1980年代中期，官方对本土语言或对文化内容的管制，都逐渐松动。随着政治社会逐渐开放，1987年的解严更是重要的里程碑，不待动员戡乱时期结束，文化发展已突破原有的限制，朝向多元化的发展。
文学方面，由於国家认同仍有歧异，因此仍有论战发生。此外，文学的内容也着重现实社会各种议题的描写，包括妇女、环保、老兵、原住民等弱势团体做为主题的小说纷纷出炉，台湾的文学发展亦日益多元化。
美术方面，政治与道德的限制渐次松绑，新的资讯及冲击较过去更容易进入台湾，一些与传统价值大异其趣的表现方式及内涵，如人体素描、装置艺术、普普艺术等也正式进入美术馆的殿堂，画坛随之更趋多样而复杂。
音乐方面，台语、国语流行歌曲都呈现更多元的面貌。不仅创作内容随着政治的开放有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歌曲本身也有不同面向的发展。除了原本流行歌曲以商业化作为主要考量的路线之外，透过民歌及受西方流行音乐影响的新流行歌曲型态，也有相当大的市场。到了199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进入自由竞争、百家齐鸣的多元时代。特别是在解严、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後，诸多的箝制纷纷松绑，文化禁忌纷纷打破，台湾文化也朝向自由而多元。更因国民所得提高，企业界积极支持文化活动，或收藏艺术作品，成为挹注文化发展的民间资源。
而由於资讯日渐开放、多元，台湾社会对非主流文化更具包容性。随着日剧、韩剧及漫画的流行，「哈日」、「哈韩」各领风骚，成为台湾多元文化的一环。而以年轻人为主的「同人志」、「角色扮演」等次文化，以及新的文化艺术流派与内涵，如「後现代」文化及其表现方式，也都流行一时。
中文关键字： 中华民国 , 戒严体制 , 十大建设 , 教育控制 , 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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