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遗址已至少经过4次以上的发掘，分别於1992年6月、1993年11月、1994年12月、及1995年4月进行过数日至数月的发掘。出土遗物以打制石质标本占绝大多数，而陶片和磨制石器数量极少，且器形单纯。石质标本可分为打制石器、打剥石材、废料，打制石器又可分为石核器、石片器、和小型石片器等。以年代来说，本遗址出土的有机物碳14放射性年代分析差异甚大，有一件样本（漂木）年代高达8700+70 B. P.( Before Present，距今)，另一件样本（漂木）年代早於47000 B.P.，但是其余十余件样本（多为木炭）的年代皆不超过300 B. P.。
由於伯公壠遗址的文化内涵特殊，刘益昌先生将该遗址文化定名为「网形文化」，并将该文化列为台湾早期的旧石器文化之一，与「长滨文化」并存。但是这一项推论并未获得考古学界广泛的接受。首先，年代测定的样本问题。本遗址地层经过剧烈变动，无法了解原有的地层关系。那麽这个地层中出现的任何材料之关系是如何证明属同一时代，同一处所？且遗址报告亦说明样本是「漂木」，更不易确定其来源。第二个问题是，年代测定数据的解释。如果将遗址中的样本依地层深浅排列层位，再观察其测得的数据，很明显的，不只是相同深度的样本，年代发生不合理的差异；甚至不同深度的样本，出现时代错乱的情形。总的来说，根据实际考古发掘出土材料的分析，基本上无法证实在伯公壠遗址在大约5万年到8250年前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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