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塾的来由，最早起於清代经牡丹社事件之後，决定「开山抚番」的政策。光绪元年，沈葆桢清剿排湾族狮头社、内文社後的抚番方略当中。在〈番社就抚布置情形摺〉当中，提及其与番人约誓七条：「曰遵薙发、曰编户口、曰交凶犯、曰禁仇杀、曰立总目、曰恳番地、曰设番塾」。番塾的教育是强迫性的，该奏折当中提及：「於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其目的在於使番民归顺，服从政府与官方礼仪，消弥原住民的反抗意识，此方略为其後的清代治台官员所沿袭，莫不以设立番社为政绩。
蕃童教育所，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基於理蕃政策，在当时台湾的蕃地内所设立的蕃人初等教育机构。当时的台湾初等教育，可以分为日、汉、蕃三种不同的对象。其中蕃人的初等教育，分成蕃人教育所与蕃人公学校两种。蕃人公学校由文教系统管理，蕃童教育所则由理蕃系统管理。後蕃人公学校并入一般初等教育系统，而蕃童教育所持续的成为日治时期，原住民主要的初等教育机构。
蕃童教育所最早是在1904年设立，具体的教育方针与普设，是在1908年，总督府公布「蕃童教育标准」、「蕃童教育纲要」、「蕃童教育费额标准」三项法令公布後。蕃童教育所的源由，可以溯及1898年栗野传之成与伊能嘉矩踏查蕃界复命书内的建议。其建议以埔里社为中心，南部较为「开化」与「智识程度高」的蕃人设立学校教育，北部较为「未开化」与「智识程度低」的蕃人设立特殊教育机关。前者衍生为蕃人公学校，後者则为蕃童教育所。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所谓的「开化程度」，总督府的划分，是以对政府的服从程度来分别；而「智识程度」则是因为总督府基於北部蕃地樟脑资源开发与具有猎首惯习的原住民冲突的「技术性分类」。因此，蕃童教育所都分布於蕃地之内，且虽大部分於北部，但是在埔里以南亦有设立。
蕃童教育所的教育目的，有两个主要的方针：行政上，是推广「国语」（日语），使其成为原住民的第一语言，并且监视与化解当时依然盛行危害统治的传统惯习如猎首等，塑造新的礼仪、伦理与习惯，使其成为「新日本人」。在经济上，则是根据的理蕃政策，训练原住民为具有技术能力的农民，以开发当时在蕃地就已经颇具利益的樟脑以及总督府认为具有经济价值与自给能力的水稻。
换言之，蕃童教育所不只是教育机构，其为国家统治下，具有治安与经济意义的特殊机构。我们可以从蕃童教育所的师资与主管机构上看出，蕃童教育所的师资全由蕃地警察兼任，而非由专业的教育人员担任。其主管机关则为民政局殖产部，而非文教局学务部。
蕃童教育所的教育人员均由蕃地警察兼任。蕃地警察在当时是兼具有行政、治安以及教育功能为一体的身份。在蕃地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政府体制上虽为基层人员，但是对於蕃地民众，其地位无异於威严的父母官。透过蕃地警察兼任蕃童教育所师资，也从小的培养原住民对於蕃地警察的顺服与尊敬。
1908年至1928年之间，各地蕃童教育所的差异甚大，修业年限分别为二到四年不等也没有专用的教科书。一直到1928年之後，制订新「教育所的教育标准」，才统一规定为四年，并且由总督府警务局，编撰专用的教科书。
蕃童教育所的课程，共有修身，国语，图画，唱歌、体操与实科等。在1908年到1928年之间，最主要的课程是以修身与国语为主，教育的目的着重在「化育」原住民放弃旧有妨碍统治的风俗如猎首与狩猎，并接受日本风俗，且进一步地培养蕃童的爱国（日本）精神。在1928年之後，则有系统的以国语以及实科教育为主，以彻底的同化原住民为日本人，并且搭配农业实习课程与总督府在蕃地设置的农业机关，使其具有农耕技术，以期能对资本累积贡献力量。
蕃童教育所自1904年设立、1908年确立法律基础与普设、1928年改制与标准化、1936年因应蕃人改称高砂族而更名为「教育所」，直至1945年日治时代结束，走入历史。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