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富三。2003，《台湾简史：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台北：行政院新闻局。
- 黄富三、古伟瀛、蔡采秀合编。1997。《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一）政治方面
1683年，郑氏时期末代延平郡王郑克塽降清。清廷平定海外的抗清势力後，原拟「迁其民而弃其地」，扼守澎湖以为屏障，後因征台有功、熟习台湾的靖海大将军施琅，上疏力陈台湾弃守之不当，遂收台湾入版图，置台湾府，设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设官分职以治台。文官设正四品的台湾道，武官设正二品的台湾镇总兵官，为台湾最高的文、武官，同驻台湾府城（今台南市）。随着汉人陆续来台拓垦，清廷因应治理之需，1723年（雍正元年）将行政区划由1府3县改为1府4县2厅，1812年（嘉庆17年）改为1府4县3厅，1875年改为2府8县4厅，1885年台湾建省後再改为3府1州11县4厅，府设知府，州设同知，厅设同知、通判，县设知县。
台湾建省後最高长官为巡抚，下设布政使，以彰化桥孜图（今台中市）为台湾省会，因省城未建好，且巡抚行台设在台北， 1891年邵友濂接任巡抚後，乃将省会改设於台北。1894年清廷与日本因朝鲜主权问题爆发「甲午战争」，大败，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以求和，台湾士绅拥台湾巡抚唐景崧任伯雷玺天德（President，即总统），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抗日。但因「马关条约」已换约，清廷复命文武官员回福建候缺，民主国失去凭藉；而来台接收的日军火器精良，台湾义勇军虽在全台各地抗日，然大局已定，势难挽回。6月17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举行「始政式」，象徵日本领有台湾的开端；由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南下镇压抗日军，日本并增派援军由嘉义布袋、屏东枋寮二路进击，10月23日大军进占台南市，初步削平台湾人的反抗势力。此一台人的抗日军事行动，史称「乙未之役」，吴德功撰《让台记》，对於此役详为记载。
清廷治台期间，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透过两种管道与台湾来往，一是由同省的福建（小部分广东、江西）调派绿营兵来台；一是在台设置文教机构，如府儒学、县儒学与各地书院，令有志於科考者循着府试（台湾府）、乡试（福州省城）、会试（北京）、殿试（北京），逐步取得生员、举人、进士等功名，进入官僚体系。除了一般文科考外，武科出身者亦能跻身台湾社会领导阶层。这一条士子竞逐之路，也使清廷中央、省区和僻处海隅的台湾，有一定的来往管道，而经由科举制度及政府的宣导，使台湾能由移垦社会渐成文治社会，并减少抗清的民变。
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清廷将绿营兵抽调来台，分班调换，三年期满，称为班兵制。共1万名，分为10营，以镇标3营为主力，班兵中至少1/3是分驻在各地的汛塘兵，担任治安、守备任务。班兵员额在道光年间最多，共1万4千人，此後绿营战力渐趋疲弱，遂有同治年间的裁兵加饷、光绪初年的裁兵，到1893年仅剩2,400人。绿营额兵减少，新兴武力勇营，以及1787年林爽文事件後设立的4,000名番屯丁，这两支武力取而代之，成为清朝中叶以後安定社会、抵御外侮的主力。
勇营来自各省，而有湘勇、楚勇、淮军、河南兵（广东珠江以南募来的兵）之名，通称客勇。大抵为开山抚番、镇压原住民，或为抗法、抗日而来。台湾人组成之武力则有土勇，其战力有足称者都与雾峰林家有关；另有台勇，是林文察带往福建、浙江征剿土匪而立战功的乡里子弟兵，後因林文察剿太平军殉难而告终。其子林朝栋承袭爵位，在清法战争时率领栋军抗法立功，又平定罩兰（今苗栗县卓兰镇）一带原住民及施九缎事件，後因栋军转为随地召募，且连年征伐，复辟田土，战力渐弱，及至清末，在抗日行动上显已乏力。
清廷虽收台湾入版图，但闽、粤人民渡台者必须获官府许可，方得由对渡正口来台，初期不得携眷，因此偷渡者众，虽以「刺字逐水」予以遏止，仍无法阻挡大量的移民。台湾早期移民社会男多女少，罗汉脚充斥，复由闽、粤带来械斗之恶习，又有秘密结社如天地会等传入民间，常因细故引起民变，全台震动。清领时期台湾有三大民变，依次是1721年朱一贵事件、1787年林爽文事件、1862年（同治元年）戴潮春事件。其中以戴潮春事件规模最大，当时闽、粤正值太平军起事，清廷穷於应付，以致来台援军有限，事态更趋严重。除三大民变外，嘉庆年间海盗蔡牵滋扰沿海，流窜台湾南北，也使清廷「防山不防海、防内不防外」的治台思维不得不改弦更张，往後发生的1867年罗发号事件、1874年牡丹社事件，甚至1884-1885年清法战争（又称中法战争）、1895年乙未之役，争端都来自海上。
罗发号、牡丹社事件都因「生番」杀害船难的外国人而起。在汉人未入台移垦前，台湾是原住民之地，清朝治台後，以原住民是否入籍、纳税来区别「生番」、「熟番」。为了便於统治，也致力於施行教化，设社学，以番人为佾生，甚至给予秀才名额，而有「番秀才」陈宝华，在刘铭传主政时期并设立番学堂以教育番社头目的子弟。汉番接触多有冲突，清廷采分而治之的原则，保留其头目地位，另设通事做为官府与头目间的中介，通事初以汉人为多，乾隆後多为「番」人。为防范汉人越界侵夺土地，清廷设「土牛红线」作为区隔，但往往徒具形式，而汉人侵犯原住民的生活空间，虽设隘勇，亦无法保障汉人的安全。汉人的巧取豪夺往往引来原住民的反抗，大甲西社事件、大嵙崁之役、吕家望事件等，是其中规模较大者。
（二）、经济方面
清代台湾在农业、商业、矿业、交通方面均有重大的进步。
自荷兰时期至清初，台湾均以出口蔗糖着称，然而自康熙末期16-17世纪之交，大陆人口压力日增，移民大举来台，乃兴起大规模的拓垦活动与水田化运动，稻米产量大增，超越糖而与之并列为二大出口品。
台湾高温多雨，土壤肥沃，宜於农业，然而广大平原仍为原始的鹿场，此对擅长水田耕作的汉人实有莫大的吸引力。因此汉人千方百计，以合法或不合法、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土地，进行拓垦。
由於拓垦耗费钜资、人力，多数移民并非富豪，如何在短期内完成拓垦工作，其秘诀是采取合资开垦的垦户制。清朝之拓垦手续是通常由有钱有势的人或独资或合资，向官府申请开垦执照，设立垦号。垦号多为合夥组织，至少是家族组织，故能集众力而成巨大资本。此外，由於垦区广大，而开垦期限只有三至五年左右，因此垦户多另招佃户，由其自备人工、资本，从事实际的开垦工作。如此，双方各尽其力，分担风险，可以迅速完成开垦任务。正由於是合作开垦的方式，垦成後垦户成为土地所有人，亦即纳税的业户，而佃户则拥有永耕权。而且日後佃户常另招现耕佃农分种其地，甚至自由买卖其永耕权，成为实质地主，他们向业户交大租，而向现佃收小租，因而形成一田二主之「大小租制」。早期大富豪是大租户，但中期以後日渐衰微，小租户取而代之。如板桥林家与雾峰林家，绝大部分的土地乃小租权地。此外，在噶玛兰（今宜兰）另行结首制，新竹山区则有隘垦制，乃因应不同环境产生之租佃制。
台湾拓垦之成败取决於水田化工作。在17世纪以前，台湾主要出口农产品是糖，水利设施均为埤，即是池塘，水量有限，此後因发展稻米业，需大量灌溉用水，水圳乃应运而生。着名的水利工程有彰化平原的八堡圳、台中盆地的葫芦墩圳、台北的瑠公圳、凤山的曹公圳等。平原即迅速水田化，米产猛增，大量输出大陆，台湾遂成为中国之东南谷仓。
台湾虽然农产丰富，但手工业不发达；反之，福建缺米，华中、华北缺糖，但手工业发达，日用品种类多、价格廉，因此两岸贸易兴盛，形成互补经济体。台湾出口米、糖、花生油、蓝靛等农产品至大陆，而自大陆进口纺织品、瓷器、建材、日用品等，由於贸易量大，因此有「郊」商组织的出现。郊为商人同业公会，负责拟定交易规范，郊商则经营两岸贸易。
郊通常以贸易地或商品命名，如「厦郊」是对厦门港贸易的组织，「布郊」则是买卖纺织品的。例如府城三郊，为「北郊、南郊、糖郊」，鹿港八郊，为泉郊、布郊、油郊等。由於贸易兴盛，台湾滨海地区兴起不少商业繁荣之商港，如府城、鹿港、艋舺之先後崛起，号称「一府二鹿三艋舺」。同时也形成很多富有的郊商，可与大地主分庭抗礼。
1858-1860年台湾开放通商，1862年，淡水首先开港，安平、鸡笼（今基隆）、打狗（今高雄）亦於1863年陆续开放。因台湾盛产樟脑、茶叶、煤，外商上岸设洋行，再度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着名的洋行有怡和（Jardine, Matheson & Co.）、颠地（Dent & Co.）、宝顺（Dodd & Co.）、怡记（Elles & Co.）、和记（Boyd & Co.）等。洋行输入的商品除鸦片外，包括纺织品、金属、煤油、火柴等西方产品，并将台湾特产糖、樟脑、茶销售至世界各地。其中茶叶之外销，一跃而为最大出口品，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而「福尔摩沙乌龙」（Formosan Oolong）也扬名於世界。
由於洋行的刺激，本地商人亦急起直追而出现新台商。他们多出身买办或富商，以新经营手法开创一片天。例如台北李春生、打狗陈福谦、板桥林家、雾峰林家。
由於贸易顺差，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此後，台湾与外国之贸易关系日益密切，台湾产业结构亦因而大变，由米、糖经济转变为茶、糖、樟脑经济，而因茶、樟脑、煤矿产於北部，台湾经济重心也由南部转至北部。
此外，1875年後，清廷监於外患日增，一改以往的「防台」而为「防外」的政策，推动近代化工作，在交通与工矿业方面有某种程度地进展。
在陆路交通方面，台湾原已有官道，设有驿站，包括正站、腰站，供传递公文、书信之用。民间亦有私设道路，有人行小路，亦有「车路」供牛车行走。最为人称道的是铁路，自1887年开始至1891年完成基隆、台北段，1893年完成台北、新竹段。此为清帝国第一条自建之铁路，台湾领先大陆拥有近代化交通工具。在水路方面，清代设有对渡口岸，初仅有安平、厦门，後又陆续开放鹿港、淡水、乌石港，两岸交通日益便利。开港後，外国与本国轮船陆续营运，交通更便捷。在通讯方面，除民间有「批局」收送信件外，1888年，创立清帝国第一个邮局。1875年後，又敷设岛内与岛外电报线，加快讯息之传递。
工矿业方面亦有进展。新实业逐渐开发，如硫磺、煤、金、盐、石油等。其中基隆煤矿是清代第一座机器采煤场。
综观之，台湾不但是谷仓，更成为清帝国最近代化的一省。
（三）、社会方面
清代汉人移民大增，取代原住民成为新主人翁，台湾彻底汉化。移民移植并发展新社会组织、习俗，并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也有对应的救济设施，以减轻受害程度。
社会组织方面，首先有宗族组织的移植与调整。移民为联络感情及发展经济社会关系，组成宗亲会或祭祀公业。早期人口少，移民以中国之同姓历史人物为祭祀对象，称为「唐山祖」，其成员同姓但未必有直接的血亲关系。其後，某些家族繁衍成巨族，并感念来台始祖之恩，逐渐改以其为祭祀对象，称为「开台祖」。此显示日久他乡变故乡，移民落地生根。移民亦组成一些社团以解决实际生活所遭遇的问题，例如父母会、神明会。街庄亦有武馆、曲馆，一武一文，均有娱乐、教育及社交上的功能。
移民带来原乡习俗，也因应环境而有一些特殊的习俗。例如，台地男多女少，成家不易，为传递香火，收养子与童养媳之风特盛；同样，缺男嗣者也多行招赘婚。移民社会亦习尚奢靡夸富，因此庙会多而盛大，酬神演戏，饮宴联欢，各庄相竞，「输人不输阵」。
清代台湾有不少社会问题。移民因侵犯番地，引起汉番冲突，因而有原住民「出草」袭杀汉人之问题。其次，不少移民是「罗汉脚」，精神空虚，多吸食鸦片，耗财又伤身；又有为求一夕致富，常沉迷於赌博，以致倾家荡产者。另外，移民寄居异乡，举目无亲，盛行结盟，因而常酿成仇杀事件。更甚者，移民多与同一地缘或语群者聚居，因利害冲突或细故，往往扩大为为族群械斗，如闽客械斗、漳泉械斗、顶下郊拼等，以致生民涂炭，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更严重的是造成泉庄、漳庄、客庄之各分畛域，族群对立，影响「台湾人」意识之形成。
当时对贫穷或不幸者亦有一些救济设施。由於丰歉无常，官府与民间设有义仓储谷，以备救济之需。对穷人，设有义学以教育其子弟。对无主枯骨或穷人老死者，则有义塚供安葬。又为改善溺婴恶习，设有育婴堂。另外，由於台地溪流密布，阻碍交通，重要地点设有义渡。不过，杯水车薪，社会救济事业不敷所需。
（四）、文化方面
为培育帝国人才与顺民，清廷将以科举为核心的文教制度引入台湾。因此，台湾府、厅、县均设有儒学以考选士子，并有书院供讲学之用，如文开书院、海东书院等。随着教育之发展，至19世纪中叶，考取秀才、举人、进士功名者日增，亦有透过捐纳方式取得功名者，如监生、贡生。因此，传统仕绅阶级逐渐形成。而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台湾开港後，不仅展开贸易，各国传教士亦陆续来台传教，也创设了牛津学堂、淡水女学校、新楼女学校，以进行新式教育。又，台湾巡抚刘铭传亦设立西学堂训练买办人才、设立电报学堂以培养电信技术人才。但为数过少，功效有限。
依清廷规定，省编修通志，府、厅、县也要修志，使记载各行政区的一切现象，故志书也被称为中国式的百科全书。台湾在修志方面的事业不落内地之後，虽然《台湾通志稿》尚未能形成方志时，台湾已割让日本，但以1892年纂修的通志为基础，各地也陆续完成县志、厅志及相关采访册，成为清末台湾最重要的史料。这些通志、府县厅志，总纂皆为中国大陆的官僚与修志专家，台湾人仅担任「采访」角色，但台湾第一位进士郑用锡则独自纂修《淡水厅志稿》。
除了方志，清代台湾有1885年英国长老教会教士创办的《台湾府城教会报》，以罗马字（又称白话字）报导教会及台湾社会的新闻，是在台湾发行的第一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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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