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45)》，台北：南天，2006。
-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result?TxtKeyword=%E6%9C%88%E7%9C%89%E5%B1%B1%E6%B4%BE
- 江灿腾，《台湾佛教史》，台北：五南，2009。
江善慧生於清光绪七年(1881)。四岁时遭中法战争，法军围攻基隆将近一年，战况惨烈，可以说，他从小就饱嚐战争的威胁。九岁入私塾，读汉文典籍，持续多年，为日後的诗文能力，奠下良好的基础。十五岁(1895)那年，日本因甲午战争胜利，将台湾割为己有，进入台湾史上的所谓「日治时期(1895─1945)」，而这时江善慧仍未接触佛教。
江善慧是明治二十九年(1896)，也就是日治第二年，才和母亲郭氏皈信「斋教」的龙华派。在现有的一些关於台湾佛教日据时期的资料中，都曾提到福建鼓山涌泉寺僧侣善智和妙密两禅师，来基隆弘法，并进而影响江善慧出家的事。因为善智和妙密两人，皆出身於对岸福建的鼓山涌泉寺，且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才来到基隆的。
这时，日本统治台湾已有五年了。根据割台的〈马关条约〉规定：在日本割台後的两年内，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为清国子民，或留在台湾为日本国民。但两年早过去了。因此，善智和妙密两人，已不像清领时期，可以往来大陆和台湾之间，如一国一省之内那样自由；而是被视为外国的清国子民来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基隆，有种种的限制。
此外，既属清国子民，则来台求发展，必得当地的佛教徒协助才行。但所谓佛教徒，其实包括出家在家两众，而当时在基隆的出家众极少；在家众中，「斋教徒」是被视为佛教徒的，所以成了被吸收的主要来源。这就是「斋教徒」的善慧法师，後来被携到福建出家受戒再带回台湾共创佛教事业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此事也与台湾北部环境，特别是基隆港市的大变化有关。因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前，亦即台湾北部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已逐渐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全台最主要的地区。台北城就是和这一变化有关才建成的。但是，直到日本统治台湾并大力拓建基隆港之前，台北和大陆或外国的航线，主要是靠淡水河流域；而淡水港的贸易量在清领末期，虽远远超过基隆港，但是基隆港市的崛起，是从明治三十三年(1900)开始，因当时第一期筑港工程已在进行，全市正处於欣欣向荣的景况中，因此善智和妙密率十几个人坐船在基隆上岸求发展，也是可以理解的。
善智和妙密两禅师先住锡在基隆当时的玉田街奠济宫後面的楼上，或为施主作法会消灾，或为檀信讲解法语和经文，奠济宫因此成了他们临时说法的道场。他们来自福建，使用一般闽南语讲解佛法禅理，在语言上无隔阂之感，很引起听众的兴趣，渐渐有了护持的信众。听众中最感兴趣的，是俗名清俊，龙华派法名普杰的江善慧。他於二十岁之年(1900)，礼基隆当地龙华派的张太空为师，正式皈依为龙华派的教徒，是所谓的在家长斋，不同於出家为僧。但台湾斋教的龙华派和佛教的禅宗关系密切，且福建鼓山涌泉寺久为台湾佛教徒受戒和求道的正统禅宗道场，因此江善慧随两师研习佛教典籍，并无本质上的信仰冲突。只是同为龙华派教徒的郭氏，反对善慧法师进一步随善智和妙密两人出家为僧。但母亲的拦阻，仅把出家的时间稍微延後二年。
由於妙、善两禅师中的妙密，来台年余即过世，因此江善慧成了善智禅师最亲近之人。但善智并未视他为弟子，而是以同辈论交，因此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善智带他回福建鼓山涌泉寺拜景峰法师为师，同时受大戒，停半年，才回台湾。他的母亲，起初以为他只是跟善智到鼓山一游，不料却削发出家，心里十分悲痛，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也莫可奈何。
不过，就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来说，善智带善慧礼景峰为师，却有绝大的意义。因为根据记载鼓山法脉的《星灯集》，我们可以看到景峰是鼓山第二十一代住持妙莲长老之徒，辈份是第二十二代；而善智、善慧则属景峰之徒，故为第二十三代。至於民国着名的四大师之一的虚云禅师，因曾於1929年担任鼓山涌泉住持（迄1934年止），在《星灯集》中为第二十四代，比江善慧还晚一代。《录》中还特别说明善慧法师：「建台湾月眉山灵泉寺，其子孙繁衍台湾。」这也是台湾佛教僧侣，包括四大门派在内，唯一被如此推重的，证明他是鼓山法脉的正统徒孙。
江善慧在福建鼓山拜师受戒後，善智、善慧两师又回基隆弘法。由於善智和妙密先前已在基隆活动甚久，吸收不少信徒，如今善慧法师以基隆本地人出家为僧，在家乡弘法，加上人品高洁、才华出众，因此法务推展大为成功，时人称之为「台疆二甘露门」，可见评价之高。但善智和善慧两师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基隆月眉山兴建灵泉寺，并进而将佛教人才的培育和法务的推展，遍及台湾全岛。
根据林德林的手稿本《灵泉寺沿革》的记载，建寺的问题，最先是善智法师在信徒会议上宣布的，但因善智不久即逝世(1906)，因此，将全寺建成的艰钜工程，纯然是由善慧法师来承担的。
最初，将寺地捐献的人，是基隆大水窟庄的林来发，他将已有的茶山捐出一甲余，作为精舍之用。由於当时全台湾的人口，才将近三百万而已)，而经济的主要来源，是靠茶、樟脑和糖的输出所赚取的外汇。大多数的老百姓生活是很艰苦的。因此若无大商人赞助，要盖一座有规模的佛教寺院，是很难的。
当时的基隆一带，一方面固然因大兴土木而迅速蜕变为现代化的新港市，另一方面，要兴建佛教道场於月眉山的大水窟，可能会涉及到基隆防卫上的战略要地管制区。因当地不但邻近瑞芳矿区，也是沟通台北盆地和宜兰平原的必经之地。例如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中法战争时，入侵基隆的法军，配备精良武器，拟打通基隆和台北盆地的通路，即在此遭遇来自雾峰林朝栋(1851-1904)的台湾军队，双方血战达三个月之久，终将法军扼阻於月眉山一带，堪称清末有数的战役。当时法军在月眉山的兵员折损率为六分之一，约当在欧洲战场的激战损失，可见战况的惨烈与台勇的骠悍善战。当然，当时负责台湾防务的刘铭传(1836-1996)，能重用林朝栋及妥善协调援台清军和台勇共同作战，也是战力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然而，月眉山在台湾防卫上的重要性，也於中法战役时，为各方所体认。基於军事上的理由，月眉山大水窟的道场兴建，还要申请基隆要塞司令部的许可。根据昭和八年(1933)出版的《台湾社寺宗教要览》，〈台北州卷〉，在刊出兴建後的灵泉寺照片时，还要注明：「已获昭和八年基隆要塞司令部地带模第十七号许可」。台湾其他北部寺院则无此规定，可见其地理环境之特殊。
灵泉寺的建寺申请，是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十一月提出的，但建寺工程直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九月，根据《灵泉寺沿革》的记载，仍「事未成就」。而首先倡议建寺的善智法师，即迁化於当年九月。此後灵泉寺的建寺工程，即由江善慧独力承担，又获基隆着名士绅许梓桑(1874-1945)等的极力赞助，才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将大殿盖成。当时应聘来台的鼓山涌泉寺的释性进，根据地形和林下的泉水，将寺取名为「月眉山灵泉寺」。
不过，「月眉山」之名，在中法战役时，已出现在刘铭传报清廷的电文和奏摺里，并非释性进才命名的。就建筑本身来说，灵泉寺是综合了大陆丛林和日本寺院的两种风格，例如它不像台北龙山寺那样具民俗信仰的色彩，在佛像的雕塑上，除了大陆名匠林起凤来台负责外，日本式的佛教浮雕也陈列寺中，可以说为台湾北部建立了纯正禅宗丛林的新典范。
就功能来说，灵泉寺的创设是为了禅修和弘法，但信众对建寺出钱出力帮助甚大，必须有所回报，此即左侧「功德堂」兴建的由来。内安地藏王菩萨和供奉长生禄位满足了信徒的需要。寺右则建「女客堂」和「客室」四栋，以供妇女和香客来寺参诣休憩之用，也显示了信徒之多。
灵泉寺的道场建筑事实上是一直在续建和扩建。例如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又申请增盖天王殿三栋及东西两廊各两栋，由总督府核准，於隔年(1910)春天完成，也是为了安顿信众和护法的长生禄位，可以看出法务迅速激增的状况。也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八日佛诞节，灵泉寺为在家信徒两众（优婆塞、优婆夷）首次传戒，有三十余人受戒，是台湾佛教史上的大事之一。台湾佛教的主体性建立，总算踏出了第一步。
明治四十二年(1909)九月二十三日，因正式举办天王殿和东西两廊（右名「西归堂」，左名「报恩堂」）的落成典礼，当时包括基隆要塞司令官、基隆厅长以次，基隆、台北仕绅及佛教各宗布教师、全岛檀信等共计一千二百多人参加，不但使灵泉寺的知名度大为提高，而且结余大笔善款，供寺中增购两笔水田为常住之用。由此可以了解灵泉寺的发展，从官方到私人、从宗务到财务，各方面都处於绝佳状态。而善慧法师年纪不过三十岁左右，正当年轻体健，大有作为时期，在这样优秀的条件下，如有台湾佛教会组织出现，其能出人头地，自是在预料之中。
何况，江善慧非常活跃，从明治四十四年(1911)起，他带门徒沈德融(1884-1971)，渡海到大陆，拜访上海、天童、杭州、普陀山等地重要道场；回台後，足迹踏遍全台，亲访各处寺庙斋堂，以建立日後合作的友谊。
然而，对一个新兴的佛教道场来说，灵泉寺毕竟年代尚浅，缺乏宗教圣地所需的圣物和宗教奇迹，在领导性的威望来说，是有所不足的。为了强化类似的宗教弱点，江善慧虽已於明治四十年(1907)，即应邀加入日本在台曹洞宗的僧籍，并於同一年的十月，晋山为灵泉寺住持，和日本曹洞宗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仍於大正元年(1912)，由蔡桂林秀才陪同，到东京请经，并拜访曹洞宗大本山总持寺管长石川素童，获素童协助，以及内务省宗教局的嘉奖，请回新修训点大藏经(34)一部，共835卷。这也是《新修大正藏》出版之前，台湾寺院最先拥有的藏经全套，是相当珍贵的。
既有各种经书，灵泉寺即於是年(1912)秋，开办「爱国佛教讲习会」。当时担任讲师的，有来自中国大陆丛林的释会泉(1874-1943)，主讲《金刚经》；日本曹洞宗方面，有刚学台语的渡边灵淳，加上代表台湾本地的江善慧自己。参加的会员，则有来自台南、嘉义、台中、新竹、台北和阿猴（今屏东县）等四十余人。这也是台湾佛教史上第一次由寺院主办大规模的佛教讲习会。
不过，在讲习宗旨中提到：「欲养成布教人才，令一般人民共发尊皇奉佛之精神。」可见有信教和思想改造的双重目的。而事实上，课程的安排和讲师的邀请，也和曹洞宗大本山「台湾别院」的院长霖玉仙曾商量过。所以中、日、台三角关系，是当时台湾佛教的主要方向之一，并且是官方许可的。
大正二年(1913)八月，江善慧更携徒沈德融师等，到印度、缅甸等地，请回玉佛和佛舍利。这是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圣物，来提昇灵泉寺的神圣地位。隔年(1914)，又赴大陆，请回舍利塔一座，於是筑大禅堂於天王殿右畔，并将各堂屋的功能重加调整。然後在中秋节举办全岛坐禅大会，来山参禅者四十余人，禅期为时三周，成效颇佳。当然，富商士绅，如颜云年(1875-1923)、许梓桑等的捐款，也就更踊跃了。但是，接着而来的一年(1915)，却是变异突起的一年。
对台湾佛教的发展而言，大正四年(1915)八月爆发的「西来庵事件」，因涉及和牵连的斋堂及斋友甚多，对整个宗教信仰环境产生极大的冲击，并且影响深远。在此之前，台湾民众对日本统治当局的激烈武装反抗运动，虽自领台以来，即一再发生，但几不曾有藉宗教组织或宗教理由为起事的号召。因此宗教问题在日本统治的稳定考虑上，大多属於民俗的改革或文化上的传播，居辅助性的角色而非主要的政策考量对象。而「西来庵事件」，却是爆发於武装抗日运动已渐趋消沈之际，且不折不扣是宗教结合政治而形成的大规模民变，无疑对日本统治当局，构成治安上的一大威胁。因此，继大规模的旧惯调查之後，日本在台总督府又展开全岛性的宗教调查，意图藉此澈底了解并掌握台湾各种宗教信仰的背景和生态，以防止类似「西来庵事件」的再发生。
负责督导此次宗教调查事务的人是丸井圭治郎(1870-1934)。他在在大正八年(1919)三月，依据多年来调查完成的宗教资料，撰体例精严、内容紮实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此外，他在大正十年(1921)，召集江善慧（代表台湾曹洞宗）和林本圆（代表台湾临济宗），商讨筹组成立「南瀛佛教会」的全岛性佛教组织，并於隔年(1922)正式成立时，被推为「会长」。
不过，就江善慧和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来说，由於本身是正统的佛教寺院，而且和日曹洞宗本有多年的合作关系，所以「西来庵事件」这一以「斋教徒」为连络对象的反抗运动，并未波及到江善慧本人和寺方。他在当年(1915)九月十五日，以台湾佛教代表的身份，带领长於筹划的林学周(1884-？，台大医院着名外科医生林天佑的父亲)，到日本大本山总持寺恭贺石川素童(1842-1920)的晋山典礼，大正天皇特颁「御金牌」一座给灵泉寺，同年十二月五日，安置於大雄宝殿上。当天，基隆和台北各地的军政首长和士绅名流前来参拜者，不下五十余人。这是社交实力的展现，可谓替灵泉寺原有的光采，更添了一道灿烂的金光。
大正五年(1916)，为日本领台二十周年，又是台湾总督府新建大楼完成，故在台北举办为期月余的大规模「台湾劝业共进会」。当时，总督府方面邀请英国籍的甘为霖牧师（Rev. Willian ?Cambell, A.D. 1871-1917在台），担任台湾史专题的演讲，由总督府的翻译官翻译。可是，在此次演讲之後，以佛教徒林学周为主的演讲会和以长老会牧师陈清义(马偕的大女婿)为主的演讲会，演变成互争优劣、相互攻击的宗教批判大会。
佛教徒由於这次宗教的大批判，受到了曹洞宗台湾布教总监大石坚童的激赏，立刻呈报日本的「大本山宗务院」，分别给予每位演讲者一张奖状。但此次「大演讲会」（原名）的重要影响，是在会後成立了「台湾佛教青年会」和创办了「台湾佛教中学林」。而善慧法师在这两样重要的佛教事业中，皆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其一、就「台湾佛教青年会」来说，虽是林学周首倡的，但江善慧不但列名「发起人」之一，而且是组织正式成立後的「干事长」。根据〈台湾佛教青年会规则〉第八条：「干事长受会长指挥、掌本会应务会计等」。当时任「会长」的，是「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别院」的负责人大石坚童，为日籍。而善慧法师则是业务的实际执行者。可见在此一新组织中，他已开始崭露头角，是台籍僧侣中最令人注目者。
其二、就「台湾佛教中学林」来说，它是台湾佛教史上第一所正式的佛教学校。因为根据村上专精(1851-1929)在《日本佛教本史纲》的说法，日本本土自宗制、寺法於明治十七年(1884)规定後，各宗都划分区域，办理学校，其中曹洞宗除有「大学林」外，以「中学林」设三十个为最多)。
而「台湾佛教中学林」，是曹洞宗「台北别院」第七任(1913-1920)布教总监大石坚童，在任内极力促成者。大石坚童是在大正四年开始筹划，也就是在台湾爆发「西来庵事件」後，开始考虑加强现代佛教知识，以消除迷信，而有了设「佛教中学林」的构想。初期的目标，是为了加强就学者的日语能力，以利衔接日本佛教教育，为曹洞宗在台湾的发展奠下更深的基础。因此，初期的开办经费，是由日本曹洞宗的两大本山与台湾曹洞宗僧众及皈依信徒共同筹措。学制是采三年制，每年收学生二十五名，分本科和研究科二级。但日本本土的中学制是五年，因此在台湾读完三年，可编入日本山口县（在濑户内地方，本州南部）曹洞宗办的「多多良中学」四年级就读；毕业後，有能力者，即进入「曹洞宗大学林」（即日後的「驹泽大学」）深造。
「台湾佛教中学林」正式开学，是在大正六年(1917)四月，所以也称得上是由大正五年的「大演讲会」所促成的。
「台湾佛教中学林」初期招收的学生中，出家僧侣和在家信徒各占其半。教授八人，台籍僧侣和日僧，亦各占其半。当时，灵泉寺中江善慧的出家弟子，即有四人在「中学林」就读。江善慧的大徒弟沈德融驻校帮忙。四个日籍教授，有二人才从「曹洞宗大学林」毕业来台。但一般说来，皆学有专长。
由於大石坚童与善慧法师结缘甚深，因此「台湾佛教中学林」的创办，他自任「林长」，而委由江善慧任「学监」。
江善慧在大正六年(1917)这一年，除了参与「台湾佛教青年会」的会务和「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校务之外，还有一项法务的重大活动，那就是邀请中国近代着名的佛教改革家释太虚(1890-1947)来台，主持灵泉寺的法会。
其实，最初拟邀请的人，并非太虚，而是释圆瑛(1878-1953)。释圆瑛是福建古田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鼓山涌泉寺受戒，主戒和尚是第二十一世住持妙莲法师，故戒腊长江善慧五年。在民国六年（1917）时，已当选为「宁波市佛教会会长」，是渐在江浙丛林扬名的少壮派僧人。江善慧久慕其人，适灵泉寺因新建「三塔」完成，要举办七坛水陆大法会，便在大正六年秋末，邀当时江浙丛林的法会高手释岐昌和释圆瑛来台联合主持。但圆瑛临时有事，无法践约，遂改邀太虚来台。
此一法会，是灵泉寺建寺以来，最盛大的宗教活动。法会期间，名绅巨商，逐日来寺参与，节目为： 迎圣讽经、秋季祭典、石塔开幕、祝厘万寿、祠堂回向、设放水灯、大施饿鬼、追荐国觞。官绅民众赴会者，前後将近万余人，相当热闹。释太虚在最後一天，是和日本僧侣轮流演讲佛法。他不会台语，故由江善慧替他翻译。
法会後，释太虚曾到台北、台中、彰化等地参观访问。甚至到雾峰林家，和林献堂晤谈及说法。当时太虚每日的游踪、吟诗和演讲内容，都被报刊登载。但他在台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和「中学林」的教授，谈及日本佛教学制和课程问题。同时也由沈德融教他研读日本文语，以及由熊谷泰寿告知日本近代佛教的发展及学者成就。这对太虚回大陆後的佛教改革事业，特别是「武昌佛学院」的学制创设，有极大的帮助。
总之，由於江善慧的邀请，和释太虚的访台，使得台湾和日本的佛教经验，得以回流到中国大陆，并产生影响。
但，由於江善慧於1945年过世，所以他对战後台湾佛教发展，无实际的影响。
中文关键字： 江善慧 , 月眉山派 , 基隆 , 灵泉寺
英文关键字Jiang Shanhui , Moon Meishan school , Keelung , Lingquan Temple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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