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灿腾，《台湾佛教史》，台北：五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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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1684-1895)台湾全岛僧侣，虽普遍有杂居寺庙中的情况，但因台湾原为新开垦的海外新岛屿地区，清初的官方基於政治安全的理由，除经常主动介入佛寺的兴建或僧侣的动态监管之外，朝廷也一再三令五申，不得放松对有嫌疑政治犯的僧侣出入其中，以免危及台湾政局的稳定。所以，早在统治初期，就进行过包括福建地区的僧籍总检查和进行重新登录手续，以便过滤或预先清除此类僧侣。
因此，清初的台湾僧侣，基本上是必须相当安份，才可能长住於寺庙中，而从当时官方的记载来看，也都不曾有太贬抑的嘲讽和谴责之语的字眼出现，显然此种严格管是有效果的。
可是，清初百年间的严格管理，仍必须面对台湾移民渐多、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的新发展局面，从南而北，直通大陆对岸的正式港口，自1684年起，已独占唯一「正港」优势地位达百年之久的鹿耳门港，在1784年之後，就开始遭到新开放中部港口的鹿港竞争，紧接着之後的北台湾淡水内出海口岸八里坌港，也於不到八年的短时间内，加入新直通对岸沿海港口竞争的行列。
由於受到以上新发展趋势的巨大影响，从清代中叶以来，台湾地区的僧侣，即普遍出现不严守戒规的堕落现象，但是其中尤以台湾北部的大新竹地区最为严重。
这种情形的出现，虽与台湾北部的官方公权力管制远不及南方有关，但更根本的因素，应是与当时中国境内发生太平天国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叛乱的抗清行动有关。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福建省在内的许多传统佛寺在内，都曾被太平军藉口信仰不同，用礮火加以摧毁，此举遂使大量驻锡其中的寺僧们，为之流离失守，或四处逃窜，以远离战火燎原之区；其中有部份僧人，甚至因此设法渡海投奔来台湾地区。
另一方面，在1788年清朝开放淡水河口南岸的八里坌港，成为台湾地区第三个梯次可以直航对岸五虎门的正式港口之後，不久沿河而上的新庄与艋舺两地，也跟着快速繁荣起来，於是从新竹到淡水的清代台湾大北部地区，开始形成一个具有市场交易和可以来往互动的大生活机能圈。清代俗谚的「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说，就是指涉上述的变化情形。
并且，台湾北部的佛教僧侣或虔诚信徒，从淡水河口搭船出海以後，若想直趋福建北部重要的鼓山涌泉禅寺去巡礼或要前往浙东地区近海舟山群岛上的普陀山观音道场去进香参拜的话，可以说远较从中部的鹿港或南部的鹿耳门港搭船前往，更能缩短航程和更快往来。
此外，因此而促成搭船运费的相对降低和航程安全度的提高，也吸引了更多想利用来方便渡海的各地佛教徒乘客，其中就曾包括了因太平天国战乱流离失守渡海来台的无依旁徨僧侣，当然也曾包括彼等到台地之後，即开始其戒行不严的?外江僧?堕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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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竹堑地区闽客族群参杂的地缘共营信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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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北部大新竹地区佛教过去的发展，和台湾早期的宗教信仰传统，可谓息息相关，并且基本上是以汉人为主，特别是自闽、粤两省来台拓垦的汉人。
不过，除部分地缘神（如三山国王庙）或族群神（如新埔义民庙）等的崇拜略有异之外，新竹地区闽客汉人之间的信仰，其实非常接近；尤其在佛教信仰方面，因无族群之别，两者更趋一致。并且，越到近代，越是如此。
所以，清代台湾北部的竹堑地区，有汉人佛寺的出现，虽以竹莲寺（早期称为观音亭）为最早，但已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事了，并且始终只是个民俗佛教观音信仰的重要场所，即所谓信众朝拜很盛的「香火庙」，在信仰的本质或层次来讲，其实与一般神庙的信仰方式并无多大差异。所以若就其宗教活动有无佛教文化与哲理的层次来讲，则可能就谈不上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现在已被列为第三级古蹟的金山寺。此寺自乾隆50年（1785）辟建以来，在整个清代虽有从早期的香莲庵（1785）到後来重建後的灵泉寺（1854）及金山寺（1890）之变革，但此寺的宗教活动，也一直是通俗观音信仰的「香火庙」型式，与竹莲寺的情况非常相像。倒是此地的闽粤族群在此竹堑的东郊，番汉相邻区如何相处的情形，更令人印象深刻。
此因金山寺的早期信徒，虽以客家人为主，并且大多是佃户阶层的清贫农民，但因观音信仰的宗教本质，原本就是超族群的，不具有特定族群专属的排他性格，所以竹堑地区居优势的闽籍士绅、或土豪也愿意协助重建和共同护持金山寺，就成了竹堑的东郊一个粤闽汉人共营的指标性「香火庙」。
不过，也因为它位处郊区、又和清末竹堑地区的客家人激烈抗日有关，所以导致金山寺一度被毁於战火中。但这也正好说明了寺庙的发展，与其地理位置、所属的族群特性及相关的时代变革，都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我们若观察清代到鸦片战争以後，也就是推到所谓十九世纪中叶时，则当时台湾北部已逐渐取代台南府城，成为全台的行政中心。而当时台北城的地位，自然也高於新竹城。
问题在於，在此之前，新竹城曾一度是北台湾的行政中心所在地，纵使後来有台北城的崛起，但当时的新竹城依然长期维持其在桃竹苗的行政中心地位不变。所以清代後期，全台湾最重要的官建城隍庙，除了建在台北的省城隍庙以外，就是新竹城隍庙了。
当然，新竹城隍庙的原兴建年代，并不是在清末，它是在清乾隆13年（1748）即由当时担任福建台湾北路淡水总补分府同知曾日瑛倡建的，所以比竹莲寺的辟建时间还早。而它的宗教性质，既然原属於官建的崇祀神庙，主祀神当然就是地下衙门之主的「城隍爷」等。
但难道就因为这样，即可论断说它与当时竹堑地区的佛教信仰或僧侣的活动无关？其实不然。只要看到清光绪21年（1895）9月，由城隍庙住持僧侣呈报的一份清单〈城隍庙出息条款〉，就可以明白是有关的。
因在此清单中，明白记载有年度收银327元；至於年开销的项目，则其中的第一项是：住持僧1名（当本庙之家）。第2项是：奉佛僧1名，全年辛工银30元。第5项是：打扫佛堂1名，全年辛工银12元。第6项是：伙食米（5名，并往来客僧）每月按米1石5斗，全年18石；按价银3元，计54元。所以是有关的。
不过，此处仍须解释：「城隍庙」既然原是官庙，为何会有非官职的僧侣居住其中？这是为什麽？
其实，我们若进一步观察它的历史沿革，就会发现：一、城隍庙於清嘉庆四年（1799）由淡水同知华清修建时，又增建了後殿来奉祀观音佛祖。二、到了嘉庆8年（1803），因淡水同知胡应魁将後殿充当城隍夫人的配祀之所，在庙的西畔另建观音殿以祀观音造像。
此一观音殿，日後虽被称为「法莲寺」，也被当代台湾建筑史家李乾朗教授定位为「双庙」；但，它在清代是隶属於城隍庙的，即作为但任城隍庙宗教事务的僧侣们之奉佛之所。
所以如此，是因城隍庙的日常管理，包括宗教活动，由庙方出资来雇用僧侣为之，而僧侣的安顿之所，须有别於神庙，才有观音殿之设置。
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知道，上述的情形其实是和华南佛教，在清初受到官方的压制有关。此因清朝入关之後，明末的一些知识份子纷纷抗清，失败之後，彼等为了逃避清廷的逮捕，於是就出家为僧。像这样的行为，当然会引起朝廷的猜忌，所以从康熙年间一直到雍正年间，宗教界其实是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而因早期偷渡来台的出家人，因怕官方嫌疑，所以早期来台後，都尽量躲在深山里去。不然就寄身在妈祖庙或城隍庙的後殿，尽量隐姓埋名，不暴露身分。只是由於竹堑地区较少有早期的相关资料，不易了解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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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期?外江僧?住持竹堑宫庙时所出现的堕落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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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清末时期，类似的情形，就同样出现在竹堑城的北门区，有「外妈祖宫」之称的「长和宫」内。
此因竹堑城的「长和宫」，虽在清乾隆7年（1742）兴建，清嘉庆24四年（1819）重修。原先前殿主祀妈祖，後殿配祀水仙尊王。
但，到清同治2年（1863）由新旧士绅合力捐地增修改建後，後殿原祀的水仙尊王被移走，改祀观音佛祖（即今「竹安寺」），并曾聘请「外江僧」（对岸来的外地和尚 ）天恩担任住持。而天恩之後的新住持，亦是由其门徒，人称「和尚金」者升任的 。
问题在於，「和尚金」原是福建兴化人，精通拳脚技击，性好渔色，曾参与太平天国抗清失败後，才易容变装，潜逃来台，至竹堑城的北门，设法拜当时的「长和宫」的住持僧天恩为师，成了他的「嗣法弟子」，所以，天恩死後，他才能被继聘为「长和宫」新住持。
但，因其好色本性，又与北投区关渡妈祖庙的住持僧「闪」者互通往来，所以最後两者，都因丑事败露，而遭到恶报。
可是，关於此一清末发生於新竹城北门「长和宫」的「外江僧」大丑闻，外人又如何会知道呢？
其实，关於此事，新竹本地的「怪我氏」，早在1926年，即於他的手稿《百年见闻肚皮集》中，以长篇（约七千字）绘声绘影地，加以描写和强烈地对其展开批判。
此外，《百年见闻肚皮集》的资料中，也交代了许多当时的宗教活动和详细过程，例如有关清末竹堑地区本地妇女，彼等如何在农历四月初八，参与浴佛节活动，及其在「观音殿」，听僧讲经说法的状况等，都一五一十的纪录下来。
同资料也一并交代了诸如当时竹堑地区的住持僧侣，有到浙江普陀山朝礼的惯习等，颇有助於了解当时佛教的部分传统习俗。
中文关键字： 清代竹堑 , 汉僧 , 杂居寺庙 , 信仰风尚
英文关键字Qing Hsinchu , Chinese Monk , Mixed in the Temple and Temple , Faith Fashion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