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川清治郎生於一八六一年的日本神奈川县，一九八二年和兠木千代结婚，翌年独子真一出生，当时任职於横滨监狱狱警。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翌年清廷依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一八九七年，当时三十六岁的森川清治郎，只身奉派来台至新港派出所赴任，配属宫尾邦太郎麾下 。
而宫尾邦太郎曾在百年前新港发生震灾时，化解了新港散港的危机，当时曾流传：「二月廿三大地动，拢总压死数百人，大家相招口麦要散港，宫尾大人挡不通。」的诗词，正是说明当时的情形。
一九００年，森川巡查调任鳌鼓派出所，并从日本接来妻儿一起生活，不久後又调任至副濑派出所（所址设於现今之富安宫左侧厢房）。
当时的台湾除了各地盗匪四起，造成百姓民不聊生外，沿海环境卫生也相当恶劣，常发生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病。森川巡查到任副濑派出所後，目睹如此情况，除肩负治安责任外，在执行公务之余暇，亲自教导卫生常识及农耕技术，还指导村民在住家周围挖掘排水沟以利疏濬污水，并筹设学堂於庙内，自费延请教师教育民众读书识字，也常周济贫困家庭，替民众解决困难。
在当时，一般台湾人民都对日本人没有好感，但森川巡查却一反日人统治台胞之作风，以无私无我的付出，与村民同享苦乐的热诚，终於破除互相间隔阂，而深获全村居民的敬重与爱戴。
一九○一年台湾总督府改正地方课税，向台胞课徵各种赋税，并责令各地巡查（警察）负责徵收。这些赋税对一贫如洗的村民根本是苛敛诛求，村民商量决定恳求森川清治郎代向上层陈情请愿减免税赋。虽然纳税是国民之义务，但森川清治郎常与民众生活在一起，切身体会村民之困苦，也不忍课收，并将现地穷状向上司东石港支厅长园部警部呈报说明，陈请上司代求减免，可是支厅长非但未接受陈情，还曲解森川清治郎的意思，以为他煽动村民抗拒纳税，而遭斥责告诫处分，并要求限期收缴。
一九○二年四月五日，森川清治郎在定期召集时被叱责後，下午五时左右回到副濑村，森川清治郎带着悲痛的表情，向村民说明自己的陈情反遭支厅长误解，已无能为力替大家减免税赋。说完，就转过身回宿舍。村民看见森川清治郎悲伤的神情，不知怎麽，总觉得有种不祥之预感。
隔了一天，在四月七日的早晨，森川清治郎要出门时，千代夫人发现他不同於平常，竟带着铳出门，因感觉有异而问：「为什麽要携带铳？」并想拿下，但森川清治郎却回答：「现在巡逻规定要携带铳器，我也是不得已的。」因此拒绝夫人的意见而出门。
过了不久，约上午九时左右，在港墘厝（龙港村）庆福宫，突有一发铳声响彻四方。突闻铳声的庙祝王棍一阵惊愕，抱着不安心情跑去一看，发现森川清治郎着制服制帽绑腿，用携带的村田铳射穿咽喉仰着仆在舖於庙南边的门扉上。接踵而来的村民们看到森川清治郎的屍体，不禁放声大哭。大约午前十时王棍最先跑来副濑派出所通报，惊闻噩耗的森川夫人赶赴港墘厝，见丈夫竟自杀身亡，莫不痛哭流涕。
而後从东石港支厅怆惶赶来的园部警部及三、四名同僚检视现场，点检森川清治郎遗品时，从口袋里搜出一张意思是说：「为民陈情竟被怀疑另有所图，无法辩解，已有所觉悟。」的纸片。
翌日即扩大举行公祭，并将森川清治郎的骨灰安葬於富安宫东南之公墓。享年四十二岁。
然而事过境迁的二十一年後，即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二月五日，邻村港墘厝，有一名十一岁的少女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为避免流行，虽即设隔离所收容患者，消毒患家及附近，并同时遮断其连络道路，但村民仍感惶恐不安，就是旁徨无措之际，森川清治郎竟显灵於当时保正（村长）李九的梦中。二月七日夜半，保正李九懵懵中竟梦见到森川巡查，他身穿警察制服，栩栩如生的立於门前，严然向李九说：「邻接的港墘厝现发生恶疫，如果全村注意环境卫生，且各家庭也留意饮食卫生应可预防而平安无事」言毕即消失不见。
李九顿悟此乃森川巡查显灵点化，翌晨将情转告村民，进行预防，果然全村安然渡过此劫。
因此村民遂即集会开议，聘名匠朴子周启元，为森川清治郎雕塑神像乙尊，永久供奉於富安宫庙内，并正式尊称为「义爱公」，定其成道之日为旧历四月八日，每年举行盛大祭典彰显遗德，为後世所敬仰信奉，让子子孙孙永远感恩。
中文关键字： 森川清次郎 , 富安宫 , 宫尾邦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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