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
2012-01-19 13:16:00   来源:   点击:

    傅大士这个名字的人有:南朝大士、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等。

    目录

    • 南朝大士、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
      • 松山结庵修行
      • 三次进京见梁武帝
      • 创建双林寺
      • 三教合一的倡导者
      • 首创转轮藏法门
      • 继承释迦开中国禅宗原始宗风
      • 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
      • 不平静的后半生

    南朝大士、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

      傅大士(497—569年4月24日),姓傅名翕,字玄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

    松山结庵修行

      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于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连皇帝也信奉佛教。傅大士就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
      傅大士的父亲叫傅宣慈,母亲姓王。他16岁娶妻,名叫留妙光。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叫普建,一个叫普成。
      傅大士年轻的时候,常去捕鱼,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着不去的才算是因果所致。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高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他指点傅翁,使他顿悟前缘,投身佛门。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寿树说:“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松山又叫云黄山,在今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傅大士偕同妻子留妙光在此躬耕而居,过着农禅的生活。有时还给别人打工。他就这样,白天劳作,晚上修学,勤奋过日子。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有一次,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叫他拿回家去,表现出大慈大悲的情怀。
      他这样苦行修身了七年,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傅大士的灵异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是十地菩萨。

    三次进京见梁武帝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但双林寺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诜诜”,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朝野对傅大士是很不理解的,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的看他不起,也有妒恨他的。不过他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愍等,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未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因,涅盘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土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
      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候,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 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后人苏东坡写的傅大士赞:“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们槌,为君打鼓。”讲的就是这码事。
      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南怀瑾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话,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的名声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末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
      同元年(535)四月,他回到云黄山。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结交了梁武帝,并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创建双林寺

      自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寿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二处精舍,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0),才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沼于双梼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佛殿开光后,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了经律l000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话。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渡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立底。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高僧辈出,终究名扬天下,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三教合一的倡导者

      三国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渐渐进入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翕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影响很大。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之根基,要和他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土第一次上书皇帝,即提出上中下三善,即治国的三种对策。所谓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
      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楼颖著的《傅大士录》中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南怀谨?先生说:“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儒学是人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忠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论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 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
    • 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土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在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

    首创转轮藏法门

      傅大士所创转轮藏法门,影响整个佛教界,至今许多寺院尚有转轮藏之设施。清代雍和官、颐和园都建有转轮藏,且至今尚存。宋代李诫撰《营造法式》一书,还专门介绍了转轮藏的营造法。转轮藏还于镰仑时期传入日本,日本的寺院也普遍有所设置。
      所谓转轮藏,就是经藏的一种。而经藏就是藏经楼,也就是佛教图书馆。经藏始自南北朝,即是收藏佛教典籍之书库,又称经楼、经库、经堂、经阁、法宝殿、转轮藏、毕卢殿等。藏经楼一般陈列为一排排的书架。但是傅大士认为,经目繁多,陈列那里不是一般人可以遍读,乃于双林寺经楼当中建立一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检出所需之书。
      由于傅大士对宣传佛教的这一重大贡献,后世凡有造立轮藏的地方,皆设置傅大士像,像两侧塑二童子,称为笑佛。乃傅大士的两个儿子,左边为傅普建,右边为傅普成。

    继承释迦开中国禅宗原始宗风

      傅大士在佛教史上被尊奉为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与文殊、天亲、维摩等23人同为菩萨,列在宝志(即志公)之后,慧思、天台智者之前,近人彭梦珩著《历代高僧故事》,记载中国历史上40个高僧的故事,傅大士即是其中之一。
      傅大士的佛学思想主要收入现存《傅大士录》中。《傅大士录》凡四卷,是唐代楼颖编录,又称《善慧大士语录》、《善慧大士录》、《大士录》。收于卍藏第120册。该书系辑录善慧大士傅翕之语要、业绩及其所作之诗歌,并录有往来问道者之传记。楼颖所辑者原为八卷,其文烦杂,用语俗野,宋代绍兴十三年(1143),由两浙东路安抚使楼炤删其讹误,刊定为四卷。
      傅大士对赞论《金刚经》有贡献,《宋史》卷二○五“艺术志”第158页载有《傅大士、宝志金刚经赞》l卷。傅大士主要依靠“敷演句偈,阐扬经论”。所以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句偈,也就是诗句当中。而且所讲的也不以文字为意,但契合微妙至真之理,说法不过数句,使听的人能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而得到启示,使人揭开心眼之尘翳,洗去肺肠之垢浊。
      日本忽滑谷快天认为,傅大士思想之根柢为般若空宗,受僧肇之影响很大。如其偈《行路难》20篇,非断非常、真照无照、心相实相、般若无净、本际不可得、三空无性等题,皆合三论之旨。他还认为傅大士并非三教之调和者,因为傅大士以真空为其教之根柢,故应用老庄之虚无,其说明之方式有相似之点而已。如傅大士有偈;
    •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 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合矛盾二语为一是傅大士思想的基本形式。如他有一首偶作如是说:
    •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 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中国佛教协会妙华法师认为,这是一首有名的禅诗。乍读起来颠三倒四,扑朔迷离,却包含着禅的境界和参禅的方法。傅大土用一颠倒了的话表达了一个永久的哲学命题,即“空”和“有”的关系。“有”的世界是一种表象,其本质是“空”的,但这个“空”,不是去掉或搬掉什么东西的“空”,也不是主观上否定客观存在的“空”,而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空,是当体即空的“空”。
      “步行骑水牛”的含义就更加深刻了。从文字表面上看,一个行路之人,多想有一匹坐骑。倘若乘船,骑牛就是多余。引伸讲,参禅的人就如同行路人,正因迷了本性才需用“参”来洞彻本来面目。傅大士用步行便无骑者,无骑者便无不骑来开示迷误的人。
      在普通人看来,桥是静止的,桥下的水是流动的。可是傅大士却认为,人在桥上走过时,桥是流动的,底下的水是静止的。桥本不流,不流故流;水常流,流故不流。这就打破了相对的时空概念。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荒诞、离奇。但从世学的窠臼中挣脱出来,重新体悟本身和世界,既站在某个角度也不固执某个角度,以每个角度全方位看问题,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这就是般若智慧。
      傅大士的《心王铭》,更是参禅佳作,其所阐述的心性论是后世禅学的核心和源头,即使是六祖慧能的思想也跳不出《心王铭》所唱的范围。干百年来,《心王铭》仍为禅家药笼中物。
      《心王铭》唱出直指人心的作略。认为人心“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认为见心就能识佛。如“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几乎是后世的“陆王”心学,又如“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再加“心性虽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生防慎。”这些和儒家的修身养性的讲法也无多大出入,所以今人任继愈先生也认为禅宗的心性修养方法,对宋明儒教修养心性的方法影响至深。而“即心即佛”的思想,是由宝志先唱,傅大士见而禀受之。南怀谨先生认为,此语并非始于达摩,实梁朝一种思潮。
      中国禅风,起自齐梁之间,因其时有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所以南怀理先生说:“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齐梁之间禅宗的兴起,受其影响最大。而形成唐宋禅宗的作略,除了达摩为主体之外,便是志公的大乘禅,傅大土的维摩禅。也可以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括而成。”

    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

      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大通二年(528年),他的门徒慧集本在天台山为僧,闻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夜行往双林投靠傅大士。承圣元年(552年),傅大士的门徒比丘法旷到天台山下烧身灭度。傅大士文集中有二首诗:
    • 独自精,其实离声名。
    • 三观一心融万品,荆棘丛林皆自平。(其一)
    • 独自作,问我心中何所著?
    • 推检四运并无生,千端万绪何能缚。(其二)
      “一心三观”是天台宗基本教义。一心即能观之心。傅大土“端正自观心”讲的就是这个心,《心王铭》更是“心”学之名篇。三观,即“空”、“假”、“中”三谛。知“一念之心”乃不可得,不可说,而于一心中圆修空、假、中三谛者,即称“一心三观”。傅大士说:“心性不沉浮,安住三三昧,万行悉圆收”,也是这个意思。
      傅大士与天台宗被尊为二祖的慧文同是“一心三观”的宣传者。天台宗智凯传灌顶,其徒缙云智威,智威之徒东阳慧威,慧威之徒玄朗乃义乌人,大都在双林寺周围的会稽、婺州一带活动,和双林关系密切,受傅大士影响很深。由于傅大士对“一心三观”透彻的理解和宣扬,得到了天台宗学人的尊敬,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在其《内佛法相承脉谱》中,就把傅大士列为天台宗二祖之一。
      傅大士虽然是一个能“普应万机”的“绝世通人”,但并无师承关系,是个“师无所师”的人。因而,天台宗的著作中,虽有很多宣扬傅大士的记载,傅大士的舍利也被天台宗僧徒三次迎请供奉,但他在台教史中之地位很难得到肯定。
      天台宗在唐朝,因受慈恩、贤首各宗派势力的影响,相形失势。到了八祖玄朗(673—754)时代,才有起色,玄朗的弟子湛然成为中兴之祖。湛然就是以傅大士作为中兴的旗帜,来弘扬天台止观的。他在其著作《止观义例》卷中写道:“设使印度的;圣(达摩)来议,末若兜率二生(傅大士)垂降。”“况复三观本宗《璎珞》,补处大士(指傅大士)金口亲承。故知一家教门,远禀佛经复与大士,宛如符契。”
      傅大士所唱的一些诗谒既然能和天台宗的教义符契,傅大士的名望又久盛不衰,推出傅大士为旗帜便成为中兴台教的重大举措。加上湛然的师父玄朗是傅大士的六世孙,“玄朗愿生兜率亲近弥勒”,意欲继存先祖傅大士的衣钵。清代大学者朱一新曾说,傅大士“六世孙玄朗禅师,定慧双修,空有皆舍,衣不传而无垢,灯以续而长 明”。很明显他也是先祖傅大士的继承人。玄朗的弟子很多,有新罗(朝鲜)僧法融、理应、纯英等人。他不可能不对他的传人湛然发生影响。而且双林寺也有天台宗的遗迹,如傅大士夫人留妙光所居“双梼庵”,后人改称为“止观底”就是明证。

    不平静的后半生

      太清二年(548),发生侯景之乱。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他遣军攻浙东,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江南赤地千里,白骨成堆。这一年,傅大士再次捐舍田园产业以设会。但是他的资产是有限的,光施财不解决问题,他就考虑用“法施”来感动上天和众生。先是持不食上斋,接着准备自焚烧身,为众生赎罪,并以此表示对罪恶行径的抗议。
      他的门徒,个个悲号啼哭,愿以身代。他们共同发愿将欲“庄严佛刹,克己灰身,成就胜德”。大家都“伏愿师主”,“久留世间”,“接养孤穷”,“利安贫老”。并且前来挽留的人愈来愈多,有比丘法脱、法坚、普济,还有居士傅长、傅远等42人。这样,傅大士才答应暂留人间。
      太清三年(549),梁运将终,国家一片混乱。傅大士将所有资财都散给处在饥荒中的贫苦大众。并伙同门徒辛苦劳作,拾橡果、煮野菜粥度荒,还要节约粮食救济贫困。大宝元年(550)春天,乡里无牛耕作,傅大士便将耕牛送给老百姓使役,他们自己用人工代耕。
      由于灾祸连年不断,“人民困苦,死亡者多”,地方上又发生火灾。他们认为这是佛法欲灭之兆微,只有绝食和烧身灭度才能请佛住世以普渡众生。于是弟子中有多人烧身灭度,还有割耳出血和香洒地及奉不食上斋者凡百人。以上事实,现代人看来是迷信和愚昧,也无济于事,且过于残忍,但是它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了我们的先人为了个人的修持和大众的利益,不惜赴汤蹈火;也说明傅大士在当时人民中的威望,以及佛教和双林寺在当时的影响和规模。
      这段期间大士不时拿出粮食、财帛举办法会,宣扬佛法。天嘉四年(563),他舍了50担米、30匹绢。天嘉五年(564)照样营斋,转颂法华经21遍。这一年,还在会稽铸宝王像10躯。自后五年,凡设六会如前。
      傅大士的一生,就是这样“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正法,“贪嗔痴”三业俱清,“根尘识”一丝不挂,立语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
      太建元年(569)四月二十四日,大士离开人世,终年73岁。
      太建五年(573),陈宣帝下沼南朝著名骈文学家徐陵为傅大士撰写碑文。
      傅大士灭度至今已1400多年,但他的影响千秋不灭。南怀瑾先生说:“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傅大士一生的特点是能合“空”、“有”为一义,能将解脱修行和社会参与二者统一起来。他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超悟的禅师,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引唐朝大诗人郎士元的《双林寺遏傅大士》一诗作为本传的结语:
    • 草露经前代,津梁及后人。
    • 此方今示灭,何国更分身。
    • 月色空知夜,松阴不记春。
    • 犹怜下生日,应在一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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