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时代，以祖先神崇拜作为维系其王权统治;而在商代，则以「帝」作为至高无上之神而令人敬畏;到了周代，则以君权神授思想与以「天道」来对人事加以赏罚;在春秋时期，人们以自身的努力企图来克服社会的矛盾，并由此产生各种治世之说，即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上，产生了重人事而轻天命、薄鬼神的意识。在这时期的音乐生活上，音乐不在宫廷而是在民间，音乐不是礼的手段，而是情感的发抒，音乐活动形成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世俗生活的重要内容，所谓的礼崩乐坏」不过是从周礼的角度来看的，事实上世俗生活流行着音乐的活动。
修海林在其著作《古乐的浮沉》(1989，页33)认为，音乐世俗化倾向表现得最突出的，可以说是郑卫新声对当时宫廷音乐的猛烈冲击以及在整个社会上形成的一般潮流。从这种民间世俗之乐可以突出的反映当时音乐中「人道」精神的具体表现，亦即情感的力量大于伦理的力量，世俗的愉悦之情大于典礼的静穆之情。先奏时人常以「繁手淫声」来形容「新声」的表现，可以了解其具有的崭新的音乐表现技法、形式等风格特征，和激发人心的效果。这种追求视听感官上的愉悦与享乐，也促进了乐器技术的发展，从曾侯乙编钟的发现，我们可以将作为宗法文化的钟鼓带向世俗化的追求视听享乐的另一种审美空间。钟是周代的重器，是礼和乐的象征，历史上记载周天子曾赐钟给诸侯，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就打破了这种礼制，不但铸钟可以逾制，而且可以把钟当做是纯粹的「乐器」，用于宴乐，用来赠人。小小的诸侯曾侯乙可以拥有这么大的编钟乐团，也说明了乐器从上层的宗法文化向基层的民间过渡的趋势。
春秋战国时的音乐文化是一种百花齐放的现象，西周的礼乐被抛弃一边;地方音乐抬头，以郑卫之音为首的新乐取代了西周的雅乐。周代音乐从巩固政权出发，音乐的社会功能在政治的目的上;而郑卫之音的世俗音乐，则在实践上提出了音乐的另一种社会功能，即其娱乐性的方面，从下面的一段话中可以了解在这都邑中乐器使用的普遍情形：《战国策.齐策》：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乐器从周代宗法文化下的遵循礼制，到世俗化的普遍作为娱乐之功能，可以明显看出在表层的乐器形制、中层文化的音乐内容，以至深层文化对乐器的社会功能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