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始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称为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有河姆渡文化，前者的半坡村遗址与后者的河姆渡遗址，反映了原始社会母系民族的繁荣阶段。半坡村的彩陶制作，为其重要的艺术成就，鱼纹和人面纹装饰，具有鲜明的特色。河姆渡文化以雕塑工艺最为突出，陶器有用刻划进行装饰，这种雕刻装饰的题材有鸟、猪、稻禾，以及几何纹。这时候的制陶工艺，不只是求其更合于实用，而且体现了对美的要求，例如在陶器上进行彩画、刻镂、堆贴等各种装饰。先民在工艺加工方面已开始使用钻孔、刮削、磨光及刻纹等技术，不但已能符合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并且表现出人们的审美需要。例如从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所发现的少女的颈项的螺壳项链，是原始人们审美观念的反映，为装饰的萌芽。惟属宗教上之功能，艺术性可能尚未成型。在这种原始装饰中，「图腾」的意义较大。人们将自然物人格化，并赋予一种想像的超自然力量，以企求达到保护自己的作用，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崇拜。这种将图腾绘刻在乐器上及器皿或武器上的，成为标志性的表号图案，是最早的具有实用意义的一种装饰。
半坡型陶器的装饰方法，有彩绘、捺印、划纹、堆饰等。彩陶的鱼形花纹，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纹样。此类装饰图案的产生，包括有编织的模拟，劳动的节奏感，图腾的表号化，以及自然物的抽象化等等。(图1.5-1)(图1.5-2)
仰韶文化的陶鼓纹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部朱岗陶鼓，器表均饰有黑褐色不规则的几何图案。
新石器时代陶响球的纹饰-石家河文化的蕲春易家山陶响球的19件的中，表面饰有圆圈纹、螺旋纹、点纹、细划纹、叶纹、镂孔和素面。
商代的青铜器，早期大都模仿自陶器，当时的青铜器体壁较薄，装饰花纹线条粗笨，结构也较简单，多为单层组织，常见的有饕餮、夔、龙、虎以及人形纹等，其中一类是变形奇特，现实世界没有的、想像的动物纹，或称怪兽纹，如饕餮、夔、龙、凤等等;另一类则为自然界的动物，包括牛马的兽类与鸟蛇的鸟虫类。饕餮纹为商朝青铜器的主要纹样，多饰在器物的显要部位，为牛、羊、猪等作为祭祀牺牲的形象的表现，其社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特点除以饕餮纹为主题的单独纹样外，图案多采用对称的格式，这种对称的特用，似与商代流行的「中剖为二」、「相接化一」的两分倾向的世界观有关，这种格式产生了庄严感。兽面的正面对称，衬托出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之气氛。(图1.5-3)(图1.5-4)商代的雕刻工艺也十分发达，以一九五○年出土的虎纹大石磬的石雕言，它用双钩线刻，表现出一个张口伸腰的虎形，虎身布满装饰斑纹，亦具有与青铜器相同的气势。(图1.5-5)
商代兽面纹大铙-商代的兽面纹大铙，器体纹饰精美，鼓部及舞部饰云雷纹，腹部深饰凸雕雯纹构成的大兽面纹。
商代亚窦铙-商代晚期的铙，正背面各饰兽(虎)面纹，大虎耳下，饰圆形二目，鼻下为大嘴，线条粗犷。
商代虎纹石磬-商后期的石磬，其正面满饰虎纹，虎身饰云纹，背面光素无纹。
商代为典型之鬼神迷信社会，其工艺美术装饰纹样也往往带有宗教迷信之色彩。商代统治阶层崇尚武力，故其工艺美术之艺术特点，是威严、神秘与慑服的精神力量的反映，在造型上多运用了安定又庄重的直线，装饰也是采用对称而又规整的格式，一方面是合于祭祀的要求，也是适应贵族们统治人民之精神需要。虽然许多制品在装饰上的艺术处理极为精巧卓越，但此审美要求必须合乎宗教意义上的要求，因此商代工艺装饰旳社会意义，其宗教层面大过审美意义。
周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有关工艺的专门著作《考工记》，总结了各种工艺制作的科学经验，在木工、金工、皮革工、画工、雕工及陶工等六种工艺，分为三十个工种(闻人军，1993，《考工记译注》，页3)，与乐器有关者有梓人(造乐器架，即笋虡)、冶氏(作少锡之铜器，如钟)、凫氏(作錞于等乐器)、韗人(作鼓)、磬氏(作磬)，可以说周代的手工业分工甚细。周代的青铜乐器得到较大的发展，此与周代的礼乐制度有关，钟出现于周代，钟的应用，必须要符合礼治的要求。周代青铜器的装饰花纹，主要为窃曲纹，为动物纹之简化和抽象化;青铜器装饰不用地纹，运用了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呈现的是一种质朴洗练、疏朗畅达，富于韵律感，带有节奏美的艺术风格。可以说，由于周代看重现实，强调礼治，因此青铜器的制作或是玉器的使用，都反映了等级的差别，适应了礼治的需要，因而工艺制作的式录，常有固定的规格;在装饰上也反映出显著的秩序感，这种等级与秩序都是礼的特点。
周代涡云纹大铙-西周的大铙，通体遍施云纹。鼓部上饰较浅细的云纹。舞平，饰粗大的钩连云纹。旋上饰云纹及四个小乳钉。
周代四虎镈-西周的四虎镈，钮作扁环长方形，饰以雷纹，镈体前后各有一个以粗线条组成之兽面纹。舞部下面与隧间，前后两各有四个钉帽形的之涡纹装饰，涡纹中间饰目纹。镈体两侧各有二只张口卷尾头向下的扁体虎。
周代虢叔旅钟-西周钟，圆甬饰环带纹，旋饰窃曲纹，舞饰兽面纹，篆饰纹，隧部饰象纹。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各国的政治变革，兼并战争的不断进行，学术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局面，社会思潮与文化艺术非常繁荣，在工艺美术领域中，冶金、陶瓷、染织及漆器都有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造型优美，想像丰富之优秀作品。以这时期的青铜工艺来说，与商周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商代以祭祀用器为主，具宗教意义，周代以礼器为主，具有人事意义，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不再有祭祀与礼器的特性，而以生活日用器物为主，因此在装饰题材上，摆脱了宗教神秘的气氛，使传统的动物纹抽象化而成几何纹，并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春秋战国时代的工艺美术，具有时代的共同性与地区的特殊性，各地区都生产了技术精美的各类工艺品，例如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中的大量乐器。另一方面，由于在思想领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在工艺美术上也形成了巧思、清新、活泼之特点。而在装饰方面，不同于商代的中心对称，或周代的二方连续图案，所呈现的为蟠螭纹为主的重叠缠绕，上下穿插的四方连续图案。
侯乙编钟-大型长枚甬钟，各钟纹饰大部份相同，旋上的乳饰，斡部及鼓部各有不同，例如鼓部的纹饰浮雕数目不等的蟠龙、龙身饰有三角雷纹、鋾纹、鳞纹、圆圈纹、滑纹等等。
甬钟上旋上兽首钮
甬钟鼓部蟠龙纹
镈钟舞部蟠龙钮
甬钟衡部镶涡纹
镈钟枚上之浮雕龙纹
曾侯乙瑟之龙蛇纹之饕餮形瑟尾
曾侯乙墓的青铜器的纹饰，其题材以动物纹较多，几何形图案次之，还有极少的植物纹饰，动物纹以龙纹最多，凤纹次之，还有蛇纹及兽面纹。龙凤象征中华民族，因此其纹饰居多。这些纹饰继承了商周的文化传统，并有大的发展。以龙纹而言，包括了角龙、螭(无角龙)、双身龙、变形龙等等，螭的形状有单体、多体、卷云变形、俯伏形、侧屈形等等。凤纹主要是联凤纹，由四凤相连而成圆涡形图案。几何形图案花纹，主要有云纹、雷纹、勾连纹、重环纹、綯纹、圆涡纹、棱形纹、弦纹、回形纹、星点纹、目纹等等，以云纹为多(冯光生，〈编钟‧乐器〉，《曾侯乙墓文物艺术》，页158-161)。
编钟的装饰纹样,多以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构成，例如盘龙柱座，其抽象的龙头因有具象的躯体而增加了感染力，而具象的龙体又因有抽象的龙头而增加了新的神韵，这种虚实并用，真假掺合的纹样，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汉代由于儒学的宗教化、谶纬神学之兴起、厚葬之风的流行，反映在工艺美术的装饰题材上，出现了很多如羽化登仙、祥瑞迷信的内容。在工艺美术设计上，呈现实用与美的结合，并有一物多用化的倾向。在装饰风格上，则有剪影法的变形处理，分割法的构图，填充法的装饰，减地法的材料处理等等，并现了古朴、生动、紧凑、及富有韵味的风格。
曾侯乙五弦琴，琴面凤鸟纹
唐代为中国历史工艺美术发展的最高潮，其原因包括经济的高度发展，开放的政策、中外工艺美术的交流，以及传统的发展等等。在艺术风格上，摆脱了商周。与汉魏以来的古朴特色，而具有近代装饰风貌的因素。以题材内容而言，则是大量采用了花草等植物的纹样，不同于原始社会的几何纹样，或以至六朝的动物纹样，在装饰纹样的改变，可以了解摆脱了远古时期的狩猎生活，进入了农耕的生活，经济生活安定，人们得以将花草植物为审美对象。因此唐代的工艺美术呈现了人的意识的自由，装饰的生活情趣化，装饰技法的多种运用等特色，形成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个高峰。
唐紫檀阮咸(正面)-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唐代螺钿紫檀阮咸，其琴颈、琴轸都镶螺钿花纹，音箱背板嵌花枝图案与飞翔之鸟雀。
唐螺钿琵琶(正面)-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之唐代螺钿枫琵琶，其边缘及背面均嵌精美之螺钿花纹
宋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元代则是粗犷、豪放而刚劲，明代则具有端庄、敦厚的特点，清代则虽技术精绝，民间工艺淳朴自然，富于生活气息，宫廷工艺则具匠气与雕琢器，缺乏较高的美学境界。大致说来，自汉唐以降，乐器的功能逐渐集中于声音的审美，与器物的工艺美术艺术走向渐远，即听觉审美重于视觉审美8。
明代壁虎龙纹琵琶(背面)一杨大钧所藏明代琵琶，其背板雕刻海水江崖及壁虎龙花纹。
清代牙雕琵琶-李廷松收藏之清代牙雕琵琶，其轸雕有二龙戏珠花纹，覆手也雕刻繁富的花纹，背板则嵌有凤凰戏牡丹之图案及「张伯年」三字。
曾侯乙十弦琴的黄金分割比-琴尾(侧图之较细部份)与琴头(右部较粗部份)呈现2.3之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