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千年的中国被卡脖子?中国养猪行业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养猪行业如何解决现状

2021-03-10 10:23:36 作者: 养猪千年的中

  养猪千年的中国被卡脖子?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养猪行业会被卡脖子?

  新希望集团主席刘永好,在一份提案中说,中国自己的“猪芯片"”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如饲养体系不完善、技术落后和严重的疾病威胁。中国养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会在养猪上陷入困境?

  中国畜牧协会副秘书长李景辉表示,虽然本地的猪味道还不错,但它们有三个明显的缺点。

  一是因为“慢”,二是因为“耗”,三是因为“胖”。

  比如美国的杜洛克猪,丹麦的长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夏猪等进口品种,六个月就可以放行。一般来说,中国土猪只能喂一年:土猪的“料肉比”更高。如果想让猪增重1公斤,本地猪需要喂40公斤饲料,而外地猪可以少到2-3公斤。此外,本地猪的脂肪含量普遍较高,一般达到60%左右,而外地猪只有4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猪肉,尤其是瘦肉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必须改进当地的品种。

  中国养猪行业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猪芯片"危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生猪生产国,每年平均吃掉7亿头猪,世界上一半的猪是在中国饲养的。

  对于养猪户来说,种猪繁育是生猪整个金字塔体系的顶端。没有塔尖,就无从谈起。所以说“猪芯片也不为过”。

  然而,我们日常餐桌上90%的猪都是进口品种。

  然而,猪的育种改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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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几代人来繁殖,投资高,见效慢”,李景辉说,养猪是从产业开始的,资金10亿元,“前期一次性投资高达10亿元,包括设备、检测、场地等很多硬成本。这个还没完,然后每年还要上亿的养殖费用。”据悉,2007年,新希望集团开始构建自己的养殖体系,13年间投入30亿元。

  刘永好在建议中说,近年来,对需要长期投资的育种科技项目重视不够,一些企业在育种、科研和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严重不足,追求短期和短期效益。

  这样一来,中国的种猪市场基本成了外国猪的天下,市场上出售的小猪90%都是外国猪的后代。

  恶性循环

  引进种猪,为什么担心卡脖子?事情没那么简单。

  李景辉说,如果只有引进,没有核心猪场,没有养殖,就会陷入“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循环。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进口猪是好的,但要避免近亲繁殖,要引进新鲜血液,改善种群的遗传性状。同时,种猪一般在生下5-7胎后降解,难以长期培育,需要不断引入新鲜血液,以保持种猪的繁殖和延续。因此,平均每5-8年需要进行一次代际更新。

  此外,由于当地的养殖体系不完善,进口的好品种无法得到很好的保存、繁育和改良,使得每一批种猪的进口都成为“一次性交易”,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

  猪肉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肉王”。根据农业农村部, 2019年的数据,中国猪肉人均年消费量达到32公斤,超过60%的肉类消费在猪肉,如此巨大的消费量,一旦供应受限,很容易被勒死,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世界种猪养殖技术主要由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等少数国家垄断,因此,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与芯片相似的困境。

  不仅如此,连续多年的引进,在我国商品猪育种群体中留下了大量血缘不清的杂交种,导致一些地方品种混杂甚至消失。

  据农业部统计,中国有90个地方品种的“土猪”,但有8个品种如泾猪、虹桥猪已经灭绝,5个品种如茶楼黑猪濒临灭绝,25个品种濒临灭绝。个别猪的存栏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

  刘永好说,“外来的芯片没有本土化”,本土的芯片效率低下濒临灭绝等,一代种猪长期依赖进口。受非洲猪瘟影响后,直接影响了恢复过程的质量、速度和效益,极大地制约了猪肉的供应和我国产业养猪业的发展。

  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的生猪工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在迎来,百年一遇的“暴利时代”的同时,农业也面临着养殖成本的大幅上升。当潮水退去,市场竞争的本质将回归成本竞争和技术竞争。

  中国畜牧协会生猪产业分会副主任石守定表示,在饲养成本和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提高种猪的生产性能是提高养猪效率的必由之路。养猪效益能否提高,取决于种猪和养猪的成本,前者占的比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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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养猪业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种猪育种逐渐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种猪自给率已达94%,基本可以实现自主育种。

  截至2019年6月,中国已建成55个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场、7个保护区和1个国家家畜基因库,各地已建成80多个省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场(区、库),大大提高了地方猪遗传资源的保护能力和水平。

  虽然我国种猪的品种和数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种猪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客观存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指出,我国生猪养殖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养殖体系不完善;新技术应用滞后;决心基础薄弱;育种投入少,可持续性差;严重的疾病威胁;当地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在这方面,刘永好提出了三项建议:

  首先,尽快出台“中国育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及推广后补贴政策,鼓励种子企业本着“企业第一、国家补贴”的原则,积极投资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育种猪重点项目。有相关能力的,申请重点养殖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

  其次,为核心种养场和种子保存场提供非鼠疫防控的土地支持,以保证祖先种养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

  最后,鼓励种业企业结合“引进技术”、“引进智力”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奖励猪芯片跨行业、跨国研究的紧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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