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武帝在位期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缘，处于激烈政治漩涡中的霍光则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于是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对桑坚持的外事征伐、内兴聚敛、严刑峻法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并由此广泛论及武帝朝民生、吏治、社会风俗诸多乱象。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无一不是基于儒学立场而发，进而提出“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的根本主张。这是武帝朝被边缘化了的儒生集团远承孔孟，近承董仲舒的精神，经过长期积蓄力量重返政治舞台，一改公孙弘、儿宽一辈儒生“缘饰”之法，要求结束武帝多欲政治，彻底实行仁义礼乐教化的儒家政治的重大信号。甚至可以说，西汉后期汉儒直至王莽，颇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风格，很大程度上都肇端于此。
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侃侃而谈、直言不讳，“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一方面确是儒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本性流露，但也不能说没有霍光在背后撑腰的因素。通过此次会议，霍光借儒生沉重打击了桑弘羊一系。桑弘羊气急败坏，由此与霍光的矛盾迅速公开化、白热化。
会后第二年，桑与长公主、燕王旦、上官桀联合，孤注一掷试图谋杀霍光，结果事败被诛。历史由此进入了十三年霍光专权的时代，直到他去世(前80年-前68年)。
霍光与儒生集团的决裂
盐铁会议是霍光与儒生集团的重大胜利，一方面标志着继续主张彻底执行武帝旧政一派势力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儒生开始真正走向政治舞台。但儒生和霍光之间却因政治主张的根本不同而并没有能够继续这种成功的合作。这次胜利反而使得霍光与儒生集团的矛盾凸显，开始取代霍、桑矛盾升级为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这可从以下两点来看：
第一，霍光本人对儒学缺乏认同，正如班固评价他“不学无术”，他是没有多少儒学修养的。他对儒生的态度，正如霍山所言“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霍光)常仇之”，这与桑弘羊对贤良、文学的讥讽、不屑一顾可谓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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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霍光时代的用人，儒生基本上不占优势，高层中尤其少儒生。以丞相一职为例，相继为相的王?、杨敞、蔡义等人，除了蔡义明经，学过《韩诗》外，都并无经学功底。这些人多出身霍光门下，如杨敞、蔡义以及大司农田延年均“给事大将军莫府”，为霍光一私人政治集团，完全听命于霍光。后来用世的萧望之、魏相等名儒及盐铁会议六十余名贤良、文学都不被霍光所用，只给他们低微的官职，甚至魏相还一度被投进监狱。如此格局下儒生的政治境遇是不可能翻身的。
第二，上面讲到桑、霍之争除了权力之争，也有政治主张分歧的意味。然而观察霍光的政治，虽秉承《轮台诏》多有抚恤民生之事，但对武帝的政治遗产也并非完全否定，只不过没有桑弘羊那样激进罢了(霍、桑二人一人偏保守，一人偏激进，武帝指定二人为辅政大臣，或有相互制衡、平衡之意，但没有想到他们会分裂)。如匈奴、西域问题上仍然有所推进，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霍光甚至还对匈奴发动了一场规模堪比卫、霍绝幕之战的远征;酷吏政治方面，也一如既往推行“持刑罚严”的精神，司法始终处于一种严酷偏紧的状态，“苛暴”状况没有得到改变;而对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为主的兴利之事，盐铁会议后仍继续承袭，显示霍光在财经政策上对武帝以来的政策也无所改作。这些都是儒生们所无法认同的。
霍光目光短浅，并没有一种对当时大势所趋的儒家礼乐文教政治的充分认同，适时将儒生逐渐吸取到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反而长期将他们排斥在外。这使得此段时间许多已经陆续进入政治活动的儒生仍然只能继续游离于政治主流外，只能继续不断积累力量以待时机。
直至霍光去世，魏相清除霍氏势力，才为儒学政治化打开了缺口。霍光去世后，宣帝思其功德，继续重用霍氏子孙。时任御史大夫的魏相即通过平恩侯许伯上封事主张对霍氏子孙要“损夺其权，破散阴谋”(《汉书·魏相传》)，首开削夺霍氏之权的主张。其后又再度借平恩侯上书去副封之制，架空领尚书事的霍山。此后，魏相为相，积极进行各项改革，“尽变异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并不断削夺霍氏权力，使霍氏对他又怨又惧，最终铤而走险，“谋矫太后诏，先召斩丞相，然后废天子”，结果事败被族诛。据王利器先生考证，参加过盐铁会议的，在《汉书》唯一有传可查的，仅有魏相一人。魏相诛灭霍氏并非一种偶然行为，也并非只是一次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儒生集团对霍光政治的最后总攻。通过此事，儒家政治在被霍光长期压制后终于扫清了障碍，为其后在宣、元时期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的主角，使汉代政治完成向“守文”的转变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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