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所以主张“择所归附”。然而“归附”的目的在于 “待时而动”，最终要“如志”即实现匡复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荀彧洞察时局，“择所归附”是择强而仕，其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可见，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建立简单的府主与僚属关系，彧者私人依附关系，其间隐含着政治合作的意图。故而，范哗论曰：“察其定举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范哗将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崇明王略，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有笼络人心之嫌，但观其本心，实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
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是要“归成于正”的。
四、士大夫的两难处境与荀彧之死的必然性
虽然士大夫“择所归附”，想要“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但是割据群雄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这是士大夫在“以谋济”的过程中所无法控制的。诚如范哗在《后汉书·臧洪传论》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势”为依归实与士大夫以“守义之心”、力行“匡佐之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在袁绍统一河北的战争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绍。他在回复陈琳的劝降信中指责袁绍“实且欲一统山东……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他对比自己和依附袁绍的陈琳：“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受命于君亲，吾予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则更标明袁绍之自立不臣，与士大夫忠于汉室、义存君父的立场绝不相容。 除了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更关键的是，士大夫无法车导割据势力的发展方向。袁宏、范哗、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时士大夫的两难境地。袁宏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范哗说，“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
不仅如此，依附于割据群雄的士大夫甚至连人身权利上也无法得到保障。在曹操集团中，据《三国志·何夔传》记载，“太祖(曹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豪雄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时能以一己之意诛杀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罚为徒隶，曹操使人视之，崔琰“辞色不挠”，曹操就下令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怀怨恨而处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内不悦”，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狱中。后来陈群在与崔林论冀州人士时，以“智不存身”来贬低崔琰，崔林辩解说“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崔林的辩辞透露出对自身命运无从把握的无奈。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之事“遂寝”，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哗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认为是对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 ”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全大正於当年”显然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并世士人的道德宣示，“布诚心於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 ”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局面，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一般所选择的道路。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士大夫即便身为僚屑、与豪雄有君臣之义，但仍旧会坚决地阻止、以期延续汉祚。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加九锡、刘氏之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荀彧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使其事“遂寝二，便是汉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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