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韩非所言的这种势治类似于明朝或者是清朝后期的统治方式，明朝在废除了丞相制度之后君权是得到了绝对的强化的，在中国数千年皇权和相权的较量当中，皇权取得了绝对地位上的胜利。
但是同时，也给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阻碍，君主再怎么雄才大略也毕竟只是一个人，以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无法撑起一个国家，所以，从明朝开始，中国开始在世界上表现出了落后的趋势，到清朝末年，更是被许多列强踩在了脚下。
所以这么看来，韩非所言的势治其实是行不通的，虽然在战国时代并没有哪个国家在真正意义上采取过势治变法，也没有人付诸实践过，但是以韩非那种理论化的推演来看，势治绝对不可能长久的存在在历史当中。因为那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绝对性把握，甚至是对历史的一种霸占，这是历史所不容允许的情况。所以势治变法很可能在一个时间段内对社会有所改变，但是它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原文明发展的主流，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的成功。
其实，秦国在一统中原之后的行为就类似于一种势治了，他对人民的掌控太过于绝对，他对天下的把握也太过于霸道，所以最后僵硬的帝国无法得到转寰，也就只能走上灭亡的道路。
第三个就是法治了。法治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变法，也是中原文明赖以生存的原始基础。中原文化进入战国时代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接连不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寻求变法，变法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齐国的齐威王田忌变法，那是一种吏治变法，也就是在行政制度上面的一种改良。
它的着力点在于改善君主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君主通过广开言路来任用真正对国家发展有好处的能人异士，而各路臣子通过对君主的绝对臣服和对自己才能的广泛发挥来实现国家的富强，这种吏治变法所需要的时间是久远的，有一些类似于孟子所说的王道。
这种见效非常之缓慢的变法在战国那种局势一日一变的环境中是十分站不住脚跟的，而且这种变法对于君主的要求十分之高，还是说上述的齐威王，他在位时可以广开言路，让燕赵韩魏皆朝于齐，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齐宣王在位之时，却对大臣无限的猜忌，导致了田忌孙膑的出走，齐国的变法也戛然而止。
所以说，吏治变法也不是战国时代最好的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上述所说的术治变法，以及赵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变法，胡服骑射变法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变法，它的着力点就在于改善军队的制度，通过提升军队的实力来改变战国时代的格局。这种变法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战国时期的较量大部分都是战场上的较量，军事实力的绝对优势证明着一个国家的绝对强势，但是这样的变法只存在了在军事一个方面，如果一个国家只注重军事的话，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很容易面临一种头重脚轻的局面，最终导致发展不协调而灭亡。
所以，究其实，在战国时代最为贴切的变法最为符合实际的变法，就是法治变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根基就是法，给人们规定一个明确的生活框架，把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在一个框架之下，甚至君主皇子都不能例外。这样的法律，给了人们明确的生活方式和明确要实现的目标，明确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让人们的生活走上正规，一切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整个国家就会有条不紊的进行发展，人们的行为有了一个衡量的标准，社会也就会变得相对稳定。
除此之外，商鞅的变法也不仅仅是着力在法的上面进行改革，他的法，实际上并不整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所有方面：军队有军队使用的法律，商人有商人适用的法律，君王有君王适用的法律，平民也有平民所要遵守的规定。如此一来，组成一个国家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着明确要遵守，也都有明确要做的事情，违反法律之后也有一条明确的处罚措施，这极大程度上规划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让一个国家从无序向有序进行变法。国家一切的发展都有了根据，发展就会循序渐进的进行，它的强盛也是迟早的事情。
战国末期，秦国基本上成为了其他国家的公敌，它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对抗着六个国家的势力，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统一了整个中原地区，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虽然秦国的统一距离商鞅的变法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商鞅的变法却是秦国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那么，秦国很有可能在魏国的蚕食之下覆灭，中原的结局也会有另一种书写形式。所以我们通过战国时代最后的结局，也可以看出在这么多变法形式当中最适合中原文化发展的一种形式是什么了。
古人经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里面体现的就是法的思想。千百年前，智慧的法家弟子们将法家开创出了三种，但是在这三种当中也只有法治这一条走到了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