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京城除了皇帝的御林军外，是不容许其他军事力量存在的。李渊虽然知道太子招募部众是为了对付李世民，可他本人的皇位也明显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对李建成大骂一通。李建成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父亲下手，武装夺权。结果事情败露，李建成不得不委曲求全，带十余随从向李渊谢罪。李渊虽然将李建成扣留幕下，但终难改变“立嫡以长”的旧传统，只得下决心出面调解李世民、李建成兄弟俩的矛盾。
经过一番斡旋，表面看来，兄弟相煎似有所缓和，但内里却奔腾着更为汹涌的波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唯有通过流血政变方能达到彻底解决。
李世民手下虽有一班得力干将，但他在长安能够直接调动、控制的军队远比李建成、李元吉要少;加之李渊倾向太子，稍有不慎，李世民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他的夺嫡行为又属大逆不道之举，计划一旦泄露，将处于人皆讨之的不利地位。因此，李世民只有计划周密、主动进击、一战而胜，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面对太子李建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谋害与进击，李世民即使没有篡夺之心，也被他逼到了两难选择的尽头——要么束手待毙，要么起而反抗置对手于死地。除此而外，他已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长时间的犹豫与彷徨过后，李世民终于下定了消灭太子李建成的决心，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政变集团。
李世民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得力干将及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
如果说李世民以前一直处于“被动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夺嫡的决心之后，便时时处处居于事件的主动地位了。过去，他在战场上英姿勃勃、叱咤风云;而今，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能左右局势举重若轻。李世民只要抛弃传统伦理观念与道德束缚，将那在战场上曾使强敌闻风丧胆的果敢与谋略施展开来，李建成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禁军指挥部——玄武门这一特殊之地，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禁军将领早就被他收买，李世民亲率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七十余精骑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单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钩”。
政变的过程与结果读者早已知晓，无庸笔者在此饶舌。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其亲信顿作鸟兽散，李世民不必为此担忧。但是，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君王之父，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与交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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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变一旦爆发，李世民也就顾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将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夺权，才有可能保住“胜利果实”。因此，伏击李建成、李元吉的战斗刚告一段落，李世民就不失时机地派遣尉迟敬德晋见唐高祖李渊，名为“宿卫”，实则逼宫。尉迟敬德“擐甲持矛”，要求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无奈，只得书写“手敕”，交出唐王朝军政大权。不久，就正式宣布逊位。如果不是李渊念及李世民的功绩与亲情而对李建成的诬陷与加害时时为他开脱，李世民也许会让自己的父亲遭受李建成、李元吉同样的命运与结局。
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它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残酷无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李渊退为太上皇之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635年)郁郁而终。
唐太宗李世民与推翻不久的前朝隋炀帝杨广比较，这两位专制君王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出于关陇统治集团，同为次子篡夺政权，都曾数次出兵征讨高丽而归于失败，都曾做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隋炀帝占有父妾，唐太宗据有弟媳)……可是，后代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一为稀世暴君，人皆骂之;一为天下明主，被奉为帝王楷模。此为何也?
就在于隋炀帝为亡国之君，而唐太宗却开创了享誉后世的“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博大与恢宏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自古以来，为了皇权发动宫廷政变的事件源源不绝，只因为在争夺皇权的过程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生在帝皇家实在是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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