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玄武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宫廷政变，是一场血腥残酷的皇位争夺战，这一战中，李世民杀死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随后继位，实为太宗。李世民为何发动这样一起血腥的宫廷政变？这一直深受史学家的关注。
如果说李世民自李渊登基之始，就开始苦心积虑地争权夺利妄想爬上皇帝宝座，那可真有点冤枉了他。是不断发展的形势、环境与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击，导演了一出唐朝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
如果没有李渊在群雄割据、天下纷争、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匆匆称帝，也许就不会出现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李渊登基为皇，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种束缚与制约，个人才能难以充分施展。这才有了李世民在荡平群雄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英姿勃勃的动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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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也许，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确实没有篡夺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说强大的敌人与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暇顾及，但他在战争中的日益坐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却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
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他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网罗私人亲信;又以设“文学馆”收罗文学士为名，网罗政治人才……就连父亲李渊也对此颇为不满地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也就难怪身受威胁的太子李建成戒备警惕、枕戈以待了。在这场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优势明显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身儿子相互内讧拼杀。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一场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斗争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李世民力量虽然强大，但面对父亲、兄长、弟弟的多方联合，不免势单力薄。况且，他的内心深处，也一直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困扰与冲突之中。儒家经过董仲舒的高抬与独尊之后，那一套经义与学说早已积淀在国民的遗传基因之中，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那欲壑难填的人心底里，只要具备实力，机会来临，谁个不想获取皇位?
然而，李世民一时间又难以挣脱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开国皇帝，兄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有着儿子与弟弟身份的李世民若是觊觎皇位，哪怕想想都是罪过。当初南征北讨，想着的只是如何打赢战争，荡平群雄。他在不断取得的胜利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实力、威望与资本，“树大招风”，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真的不想危及父兄与他们争权夺利，但是，他能退回到太原起兵之前的那个年轻单纯的李世民吗?即使抽身引退，可他手下的部众——那些既得利益者也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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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保持现状好啦!可现实与发展也不允许，当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一旦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后，即使他没有半点行动，也难以立身保命。
李建成曾多次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理由是“谋反”。李渊一因秦王有平定四海之功，二则难舍父子之情，也就未加理睬;利用父亲不成，李建成就以宴请为名，直接在酒菜中下药，或许李世民心存戒备，才中毒不深，没有危及生命;多次下手不成，李建成就私自招募两千骁勇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又从幽州招来三百突厥兵藏在东宫随时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