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来看，仁宗这个人，首先是很有城府，他能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儿装在心里十几年，就好像完全不知道一样，这是要有超强的自我控制力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是做一个好皇帝的必备条件。其次，他很善良，不忍心伤害这两个对他都有恩情的女人，也不忍心让她们两个人卷入残酷的仇杀之中。刘太后对他很好，从小将他抚养长大，又一心扶持他当上皇帝，李宸妃是他的亲生母亲，两个都是他不愿意伤害的人。事实上，仁宗和刘皇后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仁宗十八岁和二十岁时，分别有朝臣上表称皇帝已经成年，请皇太后撤帘还政，而仁宗的做法是亲率宰相及文武百官去给太后贺寿，皇帝当着群臣之面给太后行跪拜之礼，这也是有违礼制的。按常规，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由皇帝在宫内办个寿礼即可。仁宗此举曾遭到大臣们的非议，但仁宗不顾众议，行此大礼的目的就是向群臣表明他与皇太后间的感情密不可分，皇太后临朝听政完全是他所支持的。在他已经再也不能装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追封生母李氏为庄懿皇太后(后改为章懿)，那时距刘太后死不过一个月。刘太后死后被谥为“章献明肃”皇太后，仁宗并没有剥夺这个谥号、移出宗庙，反而一如既往地祭祀如初。(一般皇后死后谥号只有两个字，只有临朝称制过的皇后才追谥四个字)。这两个谥号也挺有讲究，“懿”是品德美好的意思，用在李太后身上，说明她隐忍自己的亲情，多年来不声张此事，没有借此生出事故，具有美好的品德。而“献”则是奉献的意思，说明刘太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两代皇帝，具有一心为公的品德。就是对那位曾帮助刘皇后照顾过他的杨淑妃，仁宗皇帝也是孝敬有加，他是被刘后和杨妃养大的，在具体的生活起居上，杨妃出的力更多些，所以，从小他就称刘后为大娘娘，杨妃为小娘娘。刘后死后，曾诏立杨妃为皇太后，继续帮助仁宗处理国事，被大臣们谏止。但仁宗对杨妃按皇太后的礼仪对待，杨妃所居的宫殿为保庆宫，所以史书上有时也称杨妃为保庆皇太后。杨妃也是很明事理的人，她从来没有干预过仁宗的政事，在仁宗为报答她的恩情想让她的侄子做诸司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时，她主动提出：“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于是改封为“右侍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干部)。
2
仁宗对待皇室家人如此，对待官员也是如此。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随便发表言论，最大的处分不过是降上几级，贬到别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还会把他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计其数。
网络配图
那时的大臣上书言事，不仅内容激进，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有时态度也十分冲动。有一次，仁宗皇帝想封自己宠妃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当三司使，当时身为御使的包拯不同意，认为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让步说：“那不行就封他个粗官，当节度使吧。”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只是个虚职，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同意封张尧佐这么个虚职，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还不放过，说：“节度使怎么能是粗官，太祖，太宗不都当过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不以为忤。回宫后，张妃不干，撒娇使性，皇帝只好训她：“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这个使、那个使的，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也许正是仁宗的宽容，他那一朝名臣辈出，宋朝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可谓群星璀灿。
仁宗的宽容带来的好处是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他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会受信息失真的蒙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议论纷纷，仁宗又没太坚定的主见，所以往往朝令夕改，用人也是今提明贬。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此评论说，“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仁宗自亲政以后三十年间，不论用人还是基本国策，几乎没有能稳定过一年的，结果导致官员不知该坚守什么政策，民众不知该追随什么? 则，这主要是“天子无定志”导致的。是啊，言论自由是好事，但那也得是最高决策者具有明断是非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如果最高决策者没有主意，不能及时明确地支持一种意见，禁止另一种意见来干扰这种意见的执行(不论对错，因为对错是在事后才能知道的)，那么，言论自由就反而变成坏事了。
皇帝的宽容仁厚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一心谋国，以报答皇帝的仁厚。所以，仁宗一朝基本上是些正人君子，即品德高尚正派的人立朝，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当然也有少数被称为“奸臣”的人，投其所好，伪造政绩，以假仁假义获得高位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受到所谓正人君子的攻击。这两派人士的斗争，就是贯穿有宋一代的“党争”。
出于这个原因，在仁宗一朝，实际上官员队伍在决策上的权重更大一些，仁宗不太像是一位乾纲独断的专制君主，倒像夹在群臣纷争中的一位好好先生，哪一边的道理讲得滔滔不绝、冠冕堂皇，他就倾向于哪一边。所以，仁宗朝的事情，大臣要负的责任不比皇帝少。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也是幸福的，仁宗在科举制方面实行了“扩招”政策，科举中进士的数量是前朝的数倍，更多的士子得以进入政府做官，当然感恩戴德，所以，仁宗还在位的时候，朝内的官员就上表，要给仁宗加上“大仁至治”的称号，只是仁宗本人还算明白，拒绝了这个建议。
就仁宗的本性来讲，对待老百姓也是仁慈的。《宋史?仁宗本纪》的记录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次仁宗为百姓做善事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逢水旱灾害，他要么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早日结束灾害;要么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自己罚站，以向上天谢罪。他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家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善事的密度之高，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是不多见的。他很珍惜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全国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由他亲自复审，每年? 他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动辄上千人。他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时，从来都没有骂过‘你去死吧’这种刻毒的话，就更不敢在断狱中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他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时错杀了人，则终生不能再提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