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口舌之祸”的文人面对神经质皇帝，面对天天瞅机会拍马屁的官僚，小心作文不犯忌讳实属上策。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便进入了“庖丁解牛”的无意识状态，哪里管得住手中之笔，心中牢骚不吐不快。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从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贡生：书很有可能是自费出版，就像现在的业余作者爬了几十年格子，敲了很多年的键盘，掏腰包出书一样，算是文学生涯的一次总结。此贡生也是怀着此种心理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总结”了一下，并为这次“总结”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不顺的牢骚话全兜了出来，火药气极浓，指斥上天。本以为发行量不大，安徽贡生并未将序言之事放置于心。事不凑巧，“文集”被乾隆偶然“宠幸”到了，其结果可想而知：贡生被斩首不说，连其子和处理该案不力的知县也被判以死缓。
按理说，乾隆即位时，大清江山已统治百年有余，皇位稳如泰山，大没必要再像父祖们那般跟知识分子叫板。然而，一个文化上的弱势民族从蛮荒之地入主中原，统治一个智慧的民族，其文化心里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文化心理继而又转化成民族敌视。皇帝一旦敌视哪个群体，这个群体自然就不会有好果子吃，不会有好日子过，直杀得“砍头只当风吹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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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与政治有点关联外，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经过敏症所引发，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可以说，乾隆坏事干了不少，功绩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层人民开刀，杀鸡骇猴，把狂妄自负的文人们整得大气不敢出，还不得不从心眼里服人家，还不得不拈起笔来撰写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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