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绁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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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
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 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以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
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它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地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
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豨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豨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豨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
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
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诸项，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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