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蔡京有点干才，做过实事，但蔡京也绝不是什么好鸟。他任相那些年，为巩固权位，他几乎把人给得罪遍了，几乎把坏事做绝了。
为了巩固地位，为了与宋徽宗在政见上保持了高度一致，蔡京通过打击反对改革的元祐大臣来表态和站队。他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请皇帝亲书碑文，刻于石碑，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称“元祐党籍碑”。他自己又再书写，颁布天下，让全国各地翻刻。对于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已故者，依然毫不放过地丑化。对于黄庭坚、苏辙等在世的同僚，则远贬至宜州、雷州，黄庭坚等许多大臣均被贬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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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专制时代，邀宠或能得意一时，但邀宠者也往往不得善终。当金兵南下，当宋徽宗去位，蔡京的末日也便到了。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大举南侵，宋徽宗赶紧传位于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继位于北宋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大敌当前，首要任务是稳定人心，稳定人心必须找到把国家糟蹋成今天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于是，蔡京成了众矢之的。
宋哲宗靖康元年(1126)，年届八十、昏耄衰老的他，先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再贬崇信军、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贬韶州、儋州，一年之内，连贬五地，这在北宋贬官史上也十分罕见。当他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贫病交煎，忧愤难当，最后贬所未到，竟客死于长沙城南东明寺。
蔡京死前几天曾作《西江月》一词：“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这首词既是他辉煌一生的生动写照，也是他被打入地狱的深刻反思，句句刻骨，声声泪下。
《宋史》把蔡京列入了“奸臣传”，说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宋钦宗时期的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把蔡京定性为朝廷“六贼”之一、奸臣之首。这基本形成了后来人们对蔡京的印象，认为他是误国奸臣，若不是他惑乱君主、结党营私，北宋或许不会亡国。然而，王夫之在《宋论》中，却认为蔡京还远远够不上“奸臣”之称，他认为能堪称奸臣的，像李林甫、卢杞、秦桧等人，“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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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京与这些宰相比起来，其权威相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任相伊始，皇帝案上弹劾他的奏折就从未断过，陈东等几个草泽之士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至于“胁持人主”，则更是无稽之谈，宋徽宗三次让他致仕退休，就是明证，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有什么机会让其“胁持”?
所以，就威权和地位来讲，蔡京不过是一个不断满足皇帝欲望、哄皇帝开心而巩固其权位的“弄臣”而已。的确，蔡京是以弄臣形像出现在宋徽宗面前，获取他的欢心的。宋徽宗有一次生日，想在生日宴上用玉杯、玉盏宴请大臣，又因太奢华，怕人闲话，便与蔡京商量。蔡京说，我当年出使契丹，契丹人就曾用玉盘、玉盏在我面前夸耀，说宋朝无此物。今在皇上生日用用，符合礼制。事情只要合理，何畏人言?陛下贵为天子，应当享尽天下荣华，受尽万民供奉，区区玉器，何足挂齿。
说得宋徽宗连连点头。此禁一开，其他大把烧钱的高消费，便顺理成章了。于是，铸九鼎，祭明堂，祀园丘，修新乐，造万岁山，真是花钱如流水。而宋徽宗要的就是这份花钱如流水的潇洒感觉，要的就是这份花钱如流水的享受。当他看到蔡京通过专卖改革给他带来的巨大财富时，他竟然高兴地对左右说：“这是太师给我的俸料啊!”贪婪之相毕现。
蔡京的确是一个干才，但他的才干却用在了取悦和讨好皇帝上，他只能算一个颇有才干的弄臣。他之所以成不了奸臣，是因为他既不能“弹压百僚”，又无法“胁持人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北宋之亡，他顶多只能算一个帮凶，算不得罪魁，把帐算在蔡京头上，那是高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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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速北宋灭亡更直接的原因，是竭泽而鱼的盘剥和荒淫无度的奢侈。无论是让百姓民不聊生的花石纲之役，还是让丰盈的国库再度空虚的营宫建观、垒山造园，无不是满足宋徽宗的一己之私欲，宋徽宗的享受，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在为一个人的奢縻运转，群臣百官在为一个人的享受搜刮，全国无数黎民百姓在为一个人的私欲艰辛劳作，其苛政可用敲骨吸髓，刺血济饥来形容。就这一点来说，宋徽宗才是葬送北宋王朝的真正祸首，足以堪称“奸帝”。
靖康元年底，金人铁蹄踏破汴京，宋微宗、钦宗成了阶下囚，被掳北去，押送途中，受尽凌辱的宋微宗，也写下《在北题壁》一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此情此境，此心此感，也是句句刻骨，声声泪下，与蔡京当年的逐臣感受，堪称异曲同工、感同身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