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批评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书》)
这也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在。
宋时兵制，吕思勉先生说，兵力逐渐腐败，宋代初起，兵力为二十余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至仁宗时，西夏兵起，乃增至125万!真是可怖。
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数量的增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毫无，指挥稀烂。带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为了克扣军饷以自肥，役使兵员以图利。为了养这些不中用的兵，国家赋敛之重，达致极点。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军旅寡弱，包括较为强大的御前五军，如岳飞的同僚刘光世，在其人死后，部队瞬间即叛降伪齐。
宋代还有制约国家梁栋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起初的动机无论好坏，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意气与权力的竞逐。大家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脸面，当然更不肯放松自己的私利。
专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对国运实施事实上的破坏。并非中国无人，而是结构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弃疾没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养训军马策略，就毁于一旦。
在北宋时期，马政已经纰漏不修，王安石对症下药有所政策调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样，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民马用于托运货物，两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马病死，还要老百姓补偿，于是民间大起反感。
除了这些，还受到皇权专制政体固有弊端的打击影响。
本来呢，大的框架和议事规则定下来后，操作的争论无伤大雅，论辩还有利择善而从。而在专制之下，名堂就来了，歧路就多了。于是民生经济大受制约，精神空间幽闭，这样的人间世，还会有什么生机呢?
民初野史氏的《乌蒙秘闻》说是专制厉民之习，乃是一种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对蛮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躏，不逮牛马。而蛮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觉则激而生变。《范成大年谱》引宋人笔记说当时朝廷征收战马，“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与蛮人交易)，盐百千为一春……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病驽下，致能(范成大)为约束，令太守……增足盐畚……”。
办理马政 快速作战
辛弃疾就要在这样的时空中挣扎。他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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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一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军政思想 恢宏博大
他的名作《九议》，密布历史的经验，地理的考量，现实的对策。军事的作用经纬交织，贯穿其中。
他比较敌我双方兵力配置战斗力差异，说明优势与劣势，在不同形势下的转换。提出对策，应以多种办法分散敌方的兵力达到牵制的目的。其中须以深远之计迷惑对方，使其首尾多处难顾，然后击其首脑要害，再进击其腹心，使之解体。
侦察权衡，明虚实缓急之势，因前述南北方人的体力差异，糊里糊涂的硬碰硬无异于“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议》第一节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间操作，而导致国家的不幸。他说，设使国家政治上轨道，则恢复北伐并非万难，甚至可说是简单的事体。但要事情变得简单，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得体，如果“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第二节则说在政治上轨道的前提下，军事也不是那么复杂的，只要掌握纵横变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
《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藉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荡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