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向来推崇少年天才，官场亦是如此。不过，封建官场升迁有着严格的制度，宋人形象地将其称作“磨勘”，即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升迁。制度设计的益处在于，官员能够经历各种职务、不同环境的历练，进而逐渐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锻炼并锤炼出真正的人才。但弊端则在于，每一级职位对于年龄的要求较高，故当事者倾向于及早跻身于高级官员的行列，易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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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沉潜深思、修身养性、积累经验、久久为功，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健。与其一味推崇少年天才，不如推崇那些默默努力、涓滴成流、聚沙成塔、大器晚成之人。于成龙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山西永宁州人(今山西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少年时代，他就勤奋好学，熟读诗书，且明晓事理、见识过人。他曾在明崇祯十二年考中乡试副榜贡生，但迟迟未能走上仕途，于是便在家过着清苦的耕读日子。这样的岁月锻炼了他的才识，也让其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了解。这对他后来的从政生涯，不能不说是一种帮助。
于成龙在家乡时就名声在外。有记载说，明末盗贼蜂拥而起，乡里居民曾欲修筑堡寨以做防卫，而堡寨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于成龙家的祖坟附近。风水先生认为这将不利于风水，但于成龙笑着回答：若能保千家万户平安，独对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轻，应当修筑。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思考问题往往能从大局着想，体贴百姓疾苦。这与其后来的从政思想是一脉相承。
多地州县任上，兴利除弊不做太平官
《韩非子》记载，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武。这句古语对设计一套科学的干部遴选机制很有启发。高级官员的成长总是需要在基层、在艰苦区域的锻炼。
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第一次出仕，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第一任官职是任广西罗城县知县。从山西到罗城，行程将近6000余里，家人、亲友很为他担心，但他不以为然，决心要为民做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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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地处荒僻，条件十分艰苦。据于成龙文集《于清端公政书》记载，罗城没有城郭，城内居人不过数家，满目荒凉，野狼遍地，甚至没有官衙，最初只能寄居在关羽庙，把床安放在周仓塑像之后，以院内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没过多久，他带的两个仆人就遇到瘴病而死;另一个仆人见此情形，也告辞而去。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于成龙兢兢业业，为民谋利、问民疾苦，设学校、兴教化，不久便取得成效。罗城盗贼频繁，一方面是因为贫穷，自然条件险恶，另一方面也与族群关系复杂有关。除了汉人外，当地还有瑶人等民族，民风强悍，相互仇杀，且有人据险为盗。为此，于成龙编查保甲，约束居民，同时率乡勇直捣盗贼巢穴。一时间，罗城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尽心于农耕。
于成龙去罗城时，家眷皆未跟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县政事业上，且做到了爱民如子。当地人看于成龙生活清苦，便向他送来一些油盐，于成龙说：“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不出三年，罗城大治。五年后，因政绩出众，于成龙考核时被定为“卓异”，这是清朝官员考核的最高等级，被调任四川合州担任知州。于成龙调任前，罗城人民夹道送行，“泣送数百里”。
合州也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衰减，但徭役依然很重。担任知州职务对于成龙而言，是一个大的考验。他到任之后，立即对旧有积习进行改革。按惯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但于成龙接帖后，坚决拒绝，同时向上级汇报民间疾苦，将居民役务负担废除了10余件，又设法鼓励人开垦荒地。百姓赞扬他清风廉洁，跟在罗城一个样。
两年后，于成龙又因政绩突出而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驻扎岐亭镇。有一年，黄州闹饥荒，于成龙没有什么积蓄，就把自己乘坐的一匹骡子出售以赈济灾民。但好景不长，吴三桂突然在云南起兵，兵锋直指湖广。清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为招抚叛逆，他自骑一骡直奔敌寨，并成功劝服对方，其勇其智令人叹服。这其实与他在黄州、武昌任职期间人品高洁、廉洁奉公、威望甚高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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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平叛有功，于成龙被擢升为黄州知府。尽管战事紧急，但他依然极其关心民众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私自加派，禁止官员之间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清康熙十七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江防道员，操练水师，亦卓有成效。
在正式成为省级大员之前，于成龙出任罗城知县，随后出任知州、知府、道员，并先后在广西、四川、湖广等地历练。难能可贵的是，以如此高龄在基层任职，于成龙没有丝毫心灰意冷，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劝课农桑，兴教化，废除陈规陋习，同时做到了清正廉洁。这正是应了他说的那句“天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