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比如说清朝屡次遭洋人的欺负，终究连个屁都不敢放，宁可将所有的钱财花在洋人身上讨好他们也不为民众做主。相比唐朝而言，那就异常强大，直接将来使斩首，制成雕塑去“守陵”！这足以让国人扬眉吐气啊！
乾陵坐落于陕西乾县梁山之巅，是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和其后，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在乾陵陵园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分布着尊石人像，采用的原雕的手法，人们在习惯上称其为“蕃像”、“宾王像”。用“外国使者”守陵，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守陵是臣属的职责，而使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奇怪的是，这些石像大多丢了头颅。人们不禁要问，乾陵为何要用“外国使者”守陵呢，他们为何有身子没有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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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赵楷在为游师雄《乾陵图》所写的“记”中说“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镌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
后人据此多认为这些蕃臣是前来祭奠唐高宗的人。联想到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唐王朝国势强盛、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纷纷派使者臣服，在为高宗举行的葬礼时，边境少数民族领袖都前来参加。为了彰显皇威，武则天命人按照这些参加葬礼的首领的装束和模样，雕刻成石像，似乎也有道理。
然而研究人员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些石人像大多身穿圆领紧袖的左衽武士袍。衽，也就是衣襟。历史上，我国中原一带人民大多右衽，而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叫左衽。右衽和左衽也成为区分汉人和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石人像所穿的服饰中发现，在这些石像当中不仅有游牧民族，还有西域周边的少数民族。
而这些石人像双手无一例外地都抱着笏板。所谓笏板，是我国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持的狭长板子，一般用象牙制成，在上面记载上朝要说的事。此外，还有20多尊石像身上发现了“玉袋”。
所谓玉袋，就是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都督、刺史随身携带的装官印的袋子。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这些石像都是唐朝身居要职的官员，而不是使者。有的乾陵石人群像背后有不少开头写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石人像未雕刻完成时就已经去世。如西侧的阿史那弥射石人像名字前就带有“故”字。据记载，阿史那弥射是西突厥的首领，曾经被封为骠骑大将军。
唐高宗继位后，阿史那弥射成为唐王朝的一名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公元662年去世死。而唐高宗是在公元683年病死，并在次年葬于乾陵的。
那么，在唐高宗死前20余年就已经去世的阿史那弥射是不可能参加唐高宗葬礼的。而像阿史那弥射这样在名前刻“故”字的石人像竟然有十余个，这更加说明乾陵石人像群并不是唐高宗或武则天入葬时来参加祭奠的人。既然石像不是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所立，那究竟是何时雕刻的呢？据史书记载，石人像在最初竖立时，背部都刻有他们的国名、官职和姓名。然而，现在只有几尊能辨别名字，其他都已模糊不清。
北宋年间，陕西转运史游师雄曾“访奉天县旧家所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寻找到石人像背部的人名样本，刻成4块石碑，分别立于东西石人像之前。可惜这四块石碑到元代时仅余三块且有残损。
元人李好文在《长安志图》只录出三十九人的官衔和姓名。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中录出三十八人。到现在蕃臣像上留有名衔的只有六人，其官衔可考者不过三十六人，其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迹在唐代史书里有记载。
乾陵石人群像中的波斯王卑路斯，他的父亲伊嗣侯，是波斯国王，贞观十三年派使臣到长安进献活蛇。伊嗣侯受大食驱逐，在奔往吐火罗的半路又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卑路斯继位后，又遭大食侵袭，向唐王朝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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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国相隔太远，不便出兵，为了表示对波斯的声援，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封卑路斯为波斯都督，但仍为大食所灭。卑路斯逃到长安，封左骁卫大将军。唐高宗仪凤二年，卑路斯请求唐廷在长安城内建造了一座波斯寺，最后客死于长安。
慕容诺曷钵是吐谷浑人，唐太宗李世民封他为吐谷浑河源郡王，并加封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太宗昭陵前也有他的一尊石像，国名、衔名与乾陵的相同。贞观十三年，慕容诺曷钵专程到长安朝觐，并请求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