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哀帝为什么会出现两次登基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什么导致的

2022-08-31 10:47:10 作者: 汉哀帝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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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末期,汉武帝时期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了,王子的短命、权臣的更迭都一步一步将汉王朝逼向末路。尤其是在哀、平二帝时,更是出现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再受命”笑话。那么,西汉的汉哀帝为何两次登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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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和二年(前7),汉哀帝刘欣继位。他起初很想重振朝纲,如临朝多次和奴婢这两犬社会田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限田限奴”的方案。规定: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自诸侯王、列侯以下,直至一般官吏,都不得超过30顷;占有奴姆朗缈量,诸侯王为200人,列侯、公主为100人,关内侯以下30人;商贾不得占有土地,违者依律论处;超出的土地、奴婢,一律由官府没收。这一方案提出后,得到汉哀帝的赞同。但因为皇族、贵戚、权臣等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拼命加以抵制,汉哀帝也不能坚持,方案终成一纸空文。

  傅氏、丁氏外戚轮流辅政,哀帝渐失锐气,转向失望和颓废。后来,哀帝受到方士蛊惑,相信图谶“汉运将终”之说,玩起“再受命”的把戏:改称年号为“太初元将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但事实证明这种手法毫无效验,反而使政治更加败坏,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哀帝只好取消“再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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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指出,汉武帝之前统治集团的中坚是军功地主和六国旧豪族,他们享有权势、财富,但不享有文化知识。此后由于尊儒政策的实行和大一统的强化,旧的豪族日渐式微,新的士族由两条途径形成:一是旧豪族让子弟通过投师学经,成为政权新贵,从而土族化;二是儒生,高官必有势,有势必有财,有财必有地,有地必有身份,成为新贵,其背后就会依附整个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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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人汇合成西汉宣、元之后的主流势力和政权支柱,举足轻重。问题更在于,汉武帝时尚有小农提供的财政基础可依靠,国家有力量通过政策调整来抑制旧豪族兼并土地,阻止贵族和官僚经商,禁止商人占有田地和担当官吏,即所谓“民不二业”。而到了西汉后期,旧的禁律被打破,新贵们一身而兼有官僚、地主、商人三种身份,其身后又依附了整个宗族,这就是“土族”的特点。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失掉土地,破产流亡,其子女沦为奴婢。土地和奴婢成为西汉后期的两大社会问题,造成动荡不已的局面。

  从汉元帝以后,“民多贫,盗贼不止”、“连年被灾害,民流人关”的记载不绝于书,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但几代皇帝都缺乏能力,由外戚、宦官轮流掌权;各级官员腐化至极,中央已无法遏止,反而以纵容换取其忠诚。皇室越来越侈靡,官僚数量越来越多,只好加派赋税,地方官员上下其手,农民连筒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建璽处流亡,或铤而走险。乱象使皇朝衰弱,威信下降,儒学之士呼吁改朝换代,原来的意识形态反而变成政权的瓦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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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社会危机,最好的方法是制度变革。早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限制土地的过度集中。元、成时期,儒生出身的高官不敢开罪权势集团,所谓改革总要绕开豪族、外戚的既得利益,避重就轻。他们在皇家宗庙和郊祀制度上大做文章,提倡皇帝简约来节省财政开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但不能挽救危局,反而,反而使王朝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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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和二年(前7)六月,汉哀帝的即位带来了新气象。他不但敢于抑制王氏外戚的嚣张气焰,还在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的辅佐下,颁布了限田限奴和取消任子令等改革措施。这次改革敢于向权贵开刀,规定诸侯王以下的列侯、公主、关内侯等私人所占有的“名田”不得超过30顷,包括诸侯王在内的豪门所拥有的奴婢数量也被限制,商人则完全不允许占田。

  然而在专制政体这部庞大机器中,皇帝本人也不过是其中的组合元件,他必须对不同的政治集团有所选择和依傍,脱离了整体的他就是孤家寡人。现在支持他的新外戚丁、傅和老外戚王氏一样是土族豪强的政治代表,不肯稍损其既得利益以换取天下粗安。于是在他们的一片反对声中,哀帝被追让步,改革再次流产,社会危机依旧沉重,再也无法恢复汉武帝时期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