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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期，汉武帝时期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了，王子的短命、权臣的更迭都一步一步将汉王朝逼向末路。尤其是在哀、平二帝时，更是出现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再受命”笑话。那么，西汉的汉哀帝为何两次登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绥和二年(前7)，汉哀帝刘欣继位。他起初很想重振朝纲，如临朝多次和奴婢这两犬社会田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限田限奴”的方案。规定：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自诸侯王、列侯以下，直至一般官吏，都不得超过30顷;占有奴姆朗缈量，诸侯王为200人，列侯、公主为100人，关内侯以下30人;商贾不得占有土地，违者依律论处;超出的土地、奴婢，一律由官府没收。这一方案提出后，得到汉哀帝的赞同。但因为皇族、贵戚、权臣等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拼命加以抵制，汉哀帝也不能坚持，方案终成一纸空文。
傅氏、丁氏外戚轮流辅政，哀帝渐失锐气，转向失望和颓废。后来，哀帝受到方士蛊惑，相信图谶“汉运将终”之说，玩起“再受命”的把戏：改称年号为“太初元将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但事实证明这种手法毫无效验，反而使政治更加败坏，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哀帝只好取消“再受命”。
有学者指出，汉武帝之前统治集团的中坚是军功地主和六国旧豪族，他们享有权势、财富，但不享有文化知识。此后由于尊儒政策的实行和大一统的强化，旧的豪族日渐式微，新的士族由两条途径形成：一是旧豪族让子弟通过投师学经，成为政权新贵，从而土族化;二是儒生，高官必有势，有势必有财，有财必有地，有地必有身份，成为新贵，其背后就会依附整个宗族。
这两种人汇合成西汉宣、元之后的主流势力和政权支柱，举足轻重。问题更在于，汉武帝时尚有小农提供的财政基础可依靠，国家有力量通过政策调整来抑制旧豪族兼并土地，阻止贵族和官僚经商，禁止商人占有田地和担当官吏，即所谓“民不二业”。而到了西汉后期，旧的禁律被打破，新贵们一身而兼有官僚、地主、商人三种身份，其身后又依附了整个宗族，这就是“土族”的特点。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失掉土地，破产流亡，其子女沦为奴婢。土地和奴婢成为西汉后期的两大社会问题，造成动荡不已的局面。
从汉元帝以后，“民多贫，盗贼不止”、“连年被灾害，民流人关”的记载不绝于书，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但几代皇帝都缺乏能力，由外戚、宦官轮流掌权;各级官员腐化至极，中央已无法遏止，反而以纵容换取其忠诚。皇室越来越侈靡，官僚数量越来越多，只好加派赋税，地方官员上下其手，农民连筒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建璽处流亡，或铤而走险。乱象使皇朝衰弱，威信下降，儒学之士呼吁改朝换代，原来的意识形态反而变成政权的瓦解力量。
面对社会危机，最好的方法是制度变革。早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限制土地的过度集中。元、成时期，儒生出身的高官不敢开罪权势集团，所谓改革总要绕开豪族、外戚的既得利益，避重就轻。他们在皇家宗庙和郊祀制度上大做文章，提倡皇帝简约来节省财政开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但不能挽救危局，反而，反而使王朝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绥和二年(前7)六月，汉哀帝的即位带来了新气象。他不但敢于抑制王氏外戚的嚣张气焰，还在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的辅佐下，颁布了限田限奴和取消任子令等改革措施。这次改革敢于向权贵开刀，规定诸侯王以下的列侯、公主、关内侯等私人所占有的“名田”不得超过30顷，包括诸侯王在内的豪门所拥有的奴婢数量也被限制，商人则完全不允许占田。
然而在专制政体这部庞大机器中，皇帝本人也不过是其中的组合元件，他必须对不同的政治集团有所选择和依傍，脱离了整体的他就是孤家寡人。现在支持他的新外戚丁、傅和老外戚王氏一样是土族豪强的政治代表，不肯稍损其既得利益以换取天下粗安。于是在他们的一片反对声中，哀帝被追让步，改革再次流产，社会危机依旧沉重，再也无法恢复汉武帝时期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