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明着欺负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官僚贪污、士绅欺压、流寇造反，政府都报以宽容，绝不追究，这对守法良民公平吗?
当坏人干恶事，就这样有理?当一个安份守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和权利谁来保证呢?政府除了说几句空洞的安慰话之外，什么也做不到。
杨鹤的所作所为，就是用官僚的方式应对危机：你不是要我招降流寇吗?我像模像样地招降几股给你看看。虽然这些流寇被招降，对西北危机而言于事无补，他们安分守己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至少把表面工作做到位了。
崇祯皇帝也不是傻子，杨鹤的奏报写得很出彩，但西北的局势还是日益糜烂。崇祯皇帝一再下令，要求杨鹤继续努力，把工作干得再好一点。
面对得寸进尺的崇祯皇帝，杨鹤最终也只能使出官僚集团的老办法：要钱。
如果崇祯皇帝拿出钱来，杨鹤或许还能做个计划，花钱办事;如果崇祯皇帝拿不出钱，那责任就怪不到杨鹤头上了。
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杨鹤到了西北之后，到底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呢?从史书上看，他除了安抚流寇和找皇帝要钱之外，什么事都没干。
要区分责任其实很简单：皇帝没给你钱，的确是皇帝的不对。可没钱也有没钱的做法，你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道一味地安抚流寇，这不是打官腔敷衍了事，又是什么呢?
杨鹤在西北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打定主意混日子，就是不得罪任何人，也不会想办法搞点钱来建设大西北。
在明末，这种庸官遍地都是，一点都不奇怪。具体到了问责的地步，他们总是一脸无奈：时局如此，为之奈何?
我说杨鹤是庸官，只是阐述客观事实，并不是在苛责他。事实上，如果把其他人放到西北，我估计和杨鹤的区别也不会太大。
事实上，明末的庸官之所以遍地都是，除了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之外，崇祯皇帝也难辞其咎。
崇祯皇帝最喜欢做的就是：我重用你，给你全权，你去负责具体事务，干得好有赏，干不好要罚。
这种做法有问题吗?表面上看是没问题的，可细究起来，问题就太大了。
明末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难以被撼动，崇祯皇帝明白这一点吗?应该是明白的。
可崇祯皇帝从来不想着如何破局，只是一味地找敢死队员，希望这个敢死队员能跟既得利益集团血拼，崇祯皇帝自己坐收渔利。
在太平时期，这种做法没什么毛病，因为这是帝王心术。可明末那个烂坑里到处都是雷，哪个敢死队员能镇得住?
在明末那个环境里，皇帝必须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毅力，拥有砸烂一切的魄力，否则他就只能缩在深宫，做一个任人摆弄的傻子。虽然这样做也未必能拯救垂死的大明，但绝对比崇祯皇帝这样大呼小叫却无可奈何要好得多。
官僚集团有问题，官僚集团该为明亡负责，可崇祯这个当皇帝的人，居然也是一副官僚习性，别人上行下效，也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