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汉文帝之所以放纵各地诸侯王，也并非全因仁义，乃是由其在位时的国情决定。彼时匈奴强盛，文帝若是不顾边境安危，对各地诸侯痛下杀手，匈奴势必南下掠境，国家内忧外困相交则必定风雨飘摇。匈奴问题高悬于顶，促使文帝对待各地诸侯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再者，长安一众高祖旧臣在崤山以东与巴蜀等地也有封邑存在，汉文帝的一封诏书中曾写明“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
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身居高位的老臣，早在汉初就被授予侯爵，也是他们联手推翻了吕氏外戚集团，迎代王刘恒入长安为帝，功劳最大的周勃事后被文帝加封为万户侯，掌百官丞相之职，史载“(周勃)朝罢趋出，意得甚”。若是贸然削藩，这些与山东诸侯王关系密切的老臣会不会功高得意而僭越谋反?文帝不知道也不敢尝试，当年吕后刚死之时，吕产、吕禄等人不敢立刻进行逆谋，就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能够制衡这些德高望重且势力强大的高祖旧臣，恐怕也只有山东的诸侯王们。出于多方面考虑，汉文帝最终没有骤然削藩。
当然，汉文帝对于削弱诸侯强国势力也并非没有部署。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
这封奏疏的大意就是建议汉文帝册封皇子到梁、代等军事要地就藩，并扩大两国领地，以拱卫长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将最宠爱的嫡次子刘武派到梁国，监督防御吴楚等诸侯强国。景帝七国之乱时，这一部署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刘武率众力抗反军，周亚夫很难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彻底平定叛乱。
汉文帝仁德修身、治民安境，其长时间地推行仁政既是百姓社稷之福，也为他本人赢得千古美誉，成为历代赞颂的圣明天子。“富由德兴”、“德者得也”，仁德施政才能开创盛世，汉文帝以其成功的治国实践，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了统治者的仁德人格会对国家政治造成什么样的有利影响。从这一点而言，后世想要缔造盛世的帝王，几乎无不效仿，但却再没有一人能够超过汉文帝刘恒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