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汉文帝究竟靠什么实现仁政?少私寡欲为国为民，后世帝王无法超越，接下来中国知识网小编为您讲解
纵观历史，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乃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第一个盛世，《史记》作者司马迁曾用动情的笔墨记叙“文景之治”时的生活场景，“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这一安宁繁华社会的出现，显然都要归功于盛世开启者——汉文帝刘恒。太史公不吝言辞地称赞汉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若非汉文帝仁德施政，这清明通和的盛世也不会享誉史册。那么，汉文帝的仁治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的治国之道又是什么?
据史书记载，汉文帝刘恒早期曾有诸多享乐纵欲的嗜好，比如喜好游猎，“(帝)日日射猎，击兔伐狐”，甚至痴迷到了“一日再三出”的程度，大臣贾山曾为此上书劝谏。除喜好游猎之外，文帝还常常纵马驰骋以寻求刺激，史载“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大臣袁盎以帝王安危关系国家社稷安定为由进谏文帝，成功让他放弃了这个危险的嗜好。
另外，曾有不少地方官员进献千里马给汉文帝，汉文帝在戒掉骑马兜风的爱好后，“(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然，对于宫廷所用御马，他也下令加以缩减，“省厩马以赋县传”，减少御马数量并将其供给普通邮驿，以节省国家开支。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出，汉文帝善于虚心听从谏言，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积极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喜好之前，即“克己欲以厚天下”。
汉文帝在“克己欲”和从善入流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做到了“抑己恶”。最典型的便是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判处此案“一人犯跸，当罚金”，因受到惊吓而极为恼怒的汉文帝认为此案处罚太轻，张释之以法为准据理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很明显，汉文帝并非圣人，也会恼怒，但他在听取臣下的判处依据后，内心进行了一番关于“私我”与“公法”的斗争，最终国家法理战胜了帝王的内心意志，汉文帝抛却帝王尊严而遵从国法，认同了张释之此前裁断，而不像其他帝王那样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汉文帝为人处事奉行“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信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将自身仁善推及百姓，从而成为史上第一位真正实践儒家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封建帝王。
刘恒当初还在封地为王的时候，其实与长安诸臣并无太多瓜葛。高后吕雉死后，长安历经一场血腥政变，身居北地代国的刘恒在仓促间被众臣选中继承帝位。启程赶赴长安之时，刘恒所带亲信只有宋昌、张武等寥寥数人，史载“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虽然为巩固手中权力和保住自身性命，汉文帝入主长安后立马下令宋昌领南北军，拱卫京城与皇宫外围，张武任郎中令负责宫城治安，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非常时期的倚重演化成一种用人倾向——宋张二人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各尽其才，事后并未成为权臣，而这也是文帝为国用人的高明之处。
很多皇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往往会刻意提拔自己的亲信心腹，尤其是那些“从龙之臣”更是恨不得个个加官进爵。然而汉文帝却不然，在合理任用从代国来的亲信之外，他也对汉高祖和高后时期留下的老臣颇为器重。说起来，当初正是在以陈平、周勃为首的高祖旧臣拥戴之下，刘恒才能突出重围登基称帝，这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阅历广、资历久，再加之长年身居要位，文帝即位后，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前途，必须继续重用他们。
史载“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灌婴、张苍等荣获军功的老臣先后被文帝任用为丞相。在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与荐人失察而被免相后，汉文帝曾想借此改革“非军功不能为相”的用人制度，《史记》记载：“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本来，汉文帝是打算任命小舅子窦广国为相，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决定任命以勇健材力见长的高祖旧臣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文帝即位后，先后任季布为河东太守、栾布为将军，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召田叔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太守。上述众人治理地方与完成任务，无不政绩出色，文帝对高祖旧臣一派确实是做到了人尽其才、量才任用，不论文武均同等视之。
当然，汉文帝的用人观还体现在他通过举贤良征辟、直接咨询和间接考察等途径，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刘恒召贾谊为博士后，又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依诏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则在数年之内由太常掌故，升迁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为博士，拜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精辟升为中大夫;张释之则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期间又因弹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拜中大夫，最后官至廷尉，史载“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冯唐则因论将有味，帝令其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文帝起用的这些新人，无不身怀才干，他们就任后对朝中政治、经济、边防和军事发展变革有着极大贡献。文帝一朝，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可稳定社会，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臣则锐意革新，明镜高悬，变革天下。文帝兼两者而参之，使众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有条不紊地处理军国大事。
汉文帝虽然知人善任，有着一颗仁厚之心，但也应注意到，就是因为自身太过仁义，才导致文景两朝的诸侯藩王问题日益严峻。汉文帝在位时期，骄纵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等诸侯王，贾谊及晁错等人力劝其削藩，文帝未能全数采纳，最终酿成了景帝时的“吴楚七王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