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方面，牛僧孺主张以盟约的方式避免战端，因而强调以诚信待人，并且提出了“以信求诚”的总方略。牛僧僧孺指出，自古以来的所有战乱爆发，最根本原因都是彼此不能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争端。通常来讲，边疆少数民族虽然荒蛮未化，在诚信方面却普遍比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原王朝做得好，因而中原王朝只要加强诚信建设，同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自然能够避免边祸。应该说，牛僧孺的这种外交理论拥有强大的儒家理论的支持，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当时唐王朝的外交困境。但是说到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在唐王朝已经屡次失信于人的情况下是否合理，恐怕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最后是军事方面，牛僧孺提出了“重义轻战”的主张，即凡事都应尽量寻求政治层面的解决，而不是过分倚重战争手段。在政治学领域，有这样一条世人皆知的名言一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政治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考虑使用战争手段，当然准备战争的弓弦要时刻紧绷。要要知道，但凡发生战事，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必然受到严重影响，且最终的胜负无人能够预料。可惜的是，牛僧孺的军事主张应对外族有余，处理内务却显得不足。原因很筒单，当时唐王朝最大的问题是藩镇割据据，而藩镇割据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就说明藩镇已经失信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基本无法使用政治解决问题，牛僧孺的军事主张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