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直在上演着这样的故事。伴随着“跨江发展”，杭州高新区（滨江）快速崛起，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物联网产业重要发源地；伴随着“城市东扩”，杭州打造了城东智造大走廊，筑牢了杭州实体经济的铁柱钢梁；伴随着“拥江发展”，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快速转型，成为“中国视谷”核心承载空间，将塑造国家经济地理新地标。
如今，第一高楼这种风向标意义，将在杭州继续上演。
“杭州向西发展，加大了创新驱动的城市新中心向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既是无形的，也需要一个标志性的物理高度，来承载和提升相关功能。”汤海孺说，未来399.8米的“金钥匙”，将依托西站，融合站城一体化开发的规划设计理念，集聚大型企业总部、未来产业等，成为发展的又一制高点。
事实上，“金钥匙”即将打开的是通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未来之门。按照浙江“十四五”发展规划，“金钥匙”所在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将作为主平台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这是一个“面向世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带动全省”的创新策源地。
反思“高楼热”
城市地标并非越高越好
高楼，一定越高越好吗？眼下，全球都在反思。
自2010年以来，迪拜哈利法塔定格了828米的世界最高纪录，今后恐怕也鲜有挑战者。这样的超高建筑，造就令人赞叹的天际线，却难掩破坏自然人文景观、影响城市“小气候”、维护成本高、能耗大等缺陷。如哈利法塔在夏天制冷需求最高峰时，就需要约1万吨冰块融化所提供的制冷量。
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中国一直在促进建筑低碳发展。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指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这是短短2年内，国家层面第4次限制新建高层建筑的政策，也昭示着我国城市“不断攀高”已成为历史。
杭州的楼宇高度并不拔尖。就像吴可人说的那样：“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西湖、大运河这样具有传统历史风貌的区域，宜构建与传统形态和功能相协调的尺度，多在城市环境上动脑筋，多在城市宜居上想点子。”
事实上，杭州对高楼的态度一直比较谨慎，还曾降低各种第一高楼的“身高”。
2002年，位于西湖文化广场的环球中心开始施工。起初，这座杭州市中心第一高楼的高度，比170米还要再高一些，符合塔楼的“黄金比例”。但是，从西湖远眺环球中心方向，塔楼太高显得突兀，因此适当降低了高度。
2007年，原浙大湖滨校区塔楼，也就是“西湖第一高楼”爆破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杭州首个港资打造的商业综合体嘉里中心。这个新综合体第一版方案给出了85米规划高度，遭到全面反对。一年后，将高度下调到了56米，依然没有过关。即使最终改到了48米，也经历了数年的论证和反复确认。
2020年，杭州版“限高令”发布，当年出台的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发展实施导则中，对沿江新建建筑高度有了明确要求。而在杭州各界，也一直存在保护城市通风廊道的呼声，呼应了杭州相关规划中对限高的重视。
“打造城市的天际线，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区位和历史文化保护、西湖景观保护、机场限高等因素。”汤海孺说，高楼的投入与产出也存在边际效应，不同城市的边际效应也不一样。他表示，杭州在总体城市设计中，通过整体谋划，明确了建筑高度分区和地标建筑区域，努力形成疏密有致、错落有序的城市天际线，为防止片面追求高度、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一定探索。
随着“第一高楼”持续降温，各地还能在地标塑造上创造什么样的“封面”形象？
杭州或许能试着给出一个答案。“西湖一直是杭州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天然地标，既独具韵味，又别样精彩，具有启示意义。”汤海孺说，从良渚古城遗址，到京杭大运河，再到奥体的“大小莲花”，这些杭州的地标，联通古今、连接世界，一定可以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第一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