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多专家提到疫情下更应加快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对此你怎么看？
钟鸣：现在在我心目中做三件事最重要。第一，让大部分人知道，其实他们不需要来医院。一方面轻症、无症状不需要特殊治疗，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把重要的医疗资源腾出来。我身边很多人，一旦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感染，就坐不住了，非要往医院跑，怕小孩脑子烧坏了，怕老人扛不住。其实大部分老人和孩子感染后都没有太大问题。
第二，要发挥基层医疗的前哨作用，基层发热门诊要解决大量的轻症患者，社区医院要及时监测高危人群的情况，为医院分流。此外我建议可以建立一些临时发热门诊，就像核酸亭一样，下沉到小区、街边，对病人进行初筛，让多数人能放心去居家隔离，把少数特殊人群筛出来及早就医。
第三，医疗机构要建立好正常的医疗秩序，既为非新冠病人的治疗保证足够的资源，又为患有新冠的重症病人提供支持。
二、疫情三年：病毒不断变弱，我们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记者：与病毒打交道这么久，您自己感染过吗？
钟鸣：这个问题最近很多人问我。我还没有，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按理说我去过这么多地方（支援），早就应该感染了。在福建抗疫时有一次我是真的重感冒，痛得不得了，当时一位同行感冒了，我帮他看了下咽喉壁，确实充血很厉害，当时戴的外科口罩，还是扛不住，第二天我就感觉喉咙痛、鼻子塞，但我知道肯定不是新冠，因为我们每天做核酸的。
我一般对周遭的环境有一个判断。在定点医院时，我会下意识划分“红区”“缓冲区”“放心区”，在红区里你就严格n95洗手就可以了。按照不同的标准去防护。但现在，我们都不用害怕，病毒的毒力已经很低，再不用纠结，我也做好了感染的准备。
记者：很多人担心是否会有后遗症？
钟鸣：目前奥密克戎出现的时间太短，才一年不到，对其后遗症的研究成果还比较有限。但即使是武汉时期的后遗症，也大多是心理层面的后遗症，患者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等多种表现。这个大家应该非常好理解，武汉本身就是一个创伤，对于我们医务人员也一样。反而在身体机能层面上，这些患者几乎完全康复了，有些病人肺纤维化也恢复得很好，顶多就是有一些患者味觉、嗅觉丧失的时间较长。这是我们的观察。
记者：感染后是否存在重复感染的风险？
钟鸣：多次感染的情况是存在的。一方面，暴露在不同的毒株下，可能会重复感染；另一方面，同一毒株上一次感染形成的抗体浓度降低之后，也可能重复感染。这和个人体质有很大关系，有些人产生的抗体浓度很高，有些人则不行，因人而异。
记者：回望这两年多，您有什么感触？
钟鸣：和最初相比，我们面对的病毒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病毒不断变弱，我们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2020年在武汉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对手，完全预料不到这个病毒的发展，你以为这个病人要好了，他却突然就急转直下。那是我第一次和它交手，回来之后做了大半年的思想准备，看文献，不断地分析、复盘，第二次我出发去吉林长春支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清它了，虽然不一定能打败它，但它接下来要出哪一招，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很清楚。
所以那次回来我虽然还是很累，又在隔离酒店过了一次年，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心里这个包袱终于放下了，好轻松。再到后面就越来越清晰了，我们能够直奔主题去治疗，办法越来越多。从未知转到已知，我们对它的了解是与日俱增。
我们即将迎来一段非常忙碌的日子，这没有悬念，要早做准备。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不复杂了，都是普通医疗行为，就是量大。
不用担心太多，你会发现，最终我们还是会过了这一关的，上海上半年的形势也很严峻，但我们还是过来了。那时候我支援过的地方，他们的队伍都来支援上海，包括武汉金银潭医院，贵州的医院，很多很多人都来了。他们一到上海就会跟我说，“我们来了，我们跟你一起战斗”，我看到后唏嘘不已。还是挺感动的。相信人的韧性，没有什么完不成的事情。
记者：这一波疫情克服后，您觉得我们的社会生活能恢复到三年前吗？
钟鸣：大部分人的生活会，我们（医护人员）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即使这波高峰过去了，病毒还是可能不断变异，在小范围的反复流行，产生一波一波的小高峰，所以我们的工作可能会持续繁忙，医疗系统也会持续承受压力。
但在大多数人心中，只要不去医院看病，疫情就算是过去了。这也是我们想达到的效果，让少数人的付出来换取大多数人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