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历着这种撕裂的不仅仅是图敏。刘子曦表示，中国社会正在传统和现代并行的转型阶段，婚姻也在个体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改变着它的存在方式。与此同时，家庭关系呈现出传统和现代杂糅的状态：一方面传统的权力结构和代际关系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强调以夫妻为中心、父系与母系并存的观念也在兴起。
“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家庭成员的纽带比以前更为紧密，大家更加相互依赖。同时，家庭还承载着生育养老、功能照料、抗风险等作用。”刘子曦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流动的年轻人，面临着社会角色和自我认同的拉扯，“其实城市代表着以自我认同为中心的爱情，包括性的自由激情、亲密感、内在体验、自我实现等。但是当回到家乡后，则要面对的是催婚。婚姻背后是什么？其实是制度化的社会功能、社会关系。”
婚姻在这些社会功能和社会规范上的世代差异、人生进程的重大问题等，在现实生活中纠缠在一起，很难彼此分离。于是在年轻人的心理层面会产生许多焦虑感与矛盾感。“在我们的研究中会发现，现在婚恋焦虑越来越普遍了，也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刘子曦表示。
将婚姻看作一种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必然的任务或负担
宁波江北区呈人之美工作室负责人米佳做了八年的红娘，既在网上为单身男女搭建相遇的平台，也时常组织大型相亲活动。在米佳看来，现代社会的相亲模式早已突破传统相亲的概念，变成一种新型社交方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相亲活动和网络相亲。”
“这些‘90后’‘95后’比‘80后’更主动，更迈得出脚步。”米佳说，相对于由亲朋好友介绍相亲对象，现在的年轻人更希望自主选择相亲对象，“他们不想通过单位的同事或父母的朋友来引荐，有时甚至是偷偷报名，不会告诉身边人。在没有人情因素需要权宜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更直接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也不必担心被人诟病。”
刘子曦指出，现在的年轻人看似有非常多展开社交的选择，但实际上要想建立深刻情感关系却来越困难。一方面，媒介高度发展的环境下，信息交换变得更加快捷，传播模式也更加多元。年轻人在渴望交流的同时竭力保护自己的隐私，但这种推拉会让交往变得越来越浅层。
而当原先靠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网在高速流动中被打破，相亲从原本的熟人介绍演变为资本和媒介合伙起来进行的快速匹配游戏。在这过程中，无论对于自我还是他人，婚姻关系都逐渐变成用量化方式衡量的东西，越来越消解它神圣的部分。
米佳认为，当下尽管有年轻人依赖相亲寻找结婚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的社交能力变弱了，而是他们对婚姻伴侣有更严苛和具体的想象。“一方面，在异乡奋斗的人很多，身边缺乏亲朋好友，交际面有限；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永远不甘心于身边的人，觉得最好的还在路上，想通过各种渠道认识更多人，寻找满足想象的那个人，而相亲就是最佳方式。”米佳说，相亲对年轻人还意味着高效和精准，相当于提前帮他们进行了一次条件筛选。
经济考量从未从爱情世界消逝，家境、职业、金钱、外貌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筹码。近些年，主题精准的相亲会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米佳经常配合政府组织这类大型相亲活动，比如，单位联谊、牵手白衣天使专场、新宁波人专场等等，“通常一场活动邀请五六十位单身男女，场场爆满，配对成功率很高。有时，放出30个女生名额，收到超过200位女生报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就业人群专场（如快递员、外卖员等）总是显得冷清，尽管他们的收入并不低。
“我觉得每个个体还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想想自己‘看重什么、看开什么’。”刘子曦建议，将婚姻和爱情都看作一种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必然的任务或一定要拒绝的负担，欣赏多元化和差异化，尝试拥抱人生中的各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具体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