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卜彦博说，这几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不断攻坚克难，为首都考古、古建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卜彦博记得，情况是从2014年开始发生变化的。从那年开始，“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为主导。
2014年3月1日起，《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施行。其中规定了四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工程，包括——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卜彦博解释，以前考古工作是被动的，比如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墓葬，这时候要停工，让考古人员介入。现在，则变成了考古工作前置。文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了“主动完成”。
惜时如金的大工程，对考古人员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压力。
尚珩还记得，在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时，“一天要接100多个电话”。最多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9家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总共3000余人前来支援。
“他们光从大巴车上下来，走到马路对面，就得用足足15分钟。”尚珩感慨，考古人很少见到这么热火朝天的场面。而这，也是北京市系统开展的最大规模考古工作。
重大任务接踵而至。
这几年，该院为中轴线、老城和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的建设做了诸多工作。比如中轴线考古，光是过去一年，就发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甚或更早）以来依次叠压的七条道路，明确了南中轴路的规制和工程做法，厘清了明清以来南中轴路的历史脉络。
让考古人员感动的是，现在很多考古新发现，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些地方甚至牺牲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保护新发掘出的遗址。
“对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政绩观。”张中华认为。“我们的工作，不是给经济建设拖后腿，而是提升发展的品质。比如一个小区建设时发现了遗迹，也许在完成考古工作后，可以底下建遗址博物馆，上面该怎么建怎么建，谁不希望住在这样好的地方呢？”
“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
新时代以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上了一份亮眼的北京答卷。
比如，该院通过考古工作为副中心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一模式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肯定与推广。
几年间，他们始终践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和“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效斐然。仅过去一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完成考古勘探256项，勘探面积167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102项，考古发掘面积10.8万平方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有中轴线考古、琉璃河遗址、新宫遗址、路县故城、金中都、长城等。
全新的理念，指导着全新的考古实践。尚珩计划着明年3月去箭扣长城继续考古，他的工作，对于长城研究性修缮具有重要意义，改变着长城的保护方式。“以前遇到坍塌的砖石，当渣土进行清理，其中的历史信息就彻底灭失了。但引入考古发掘就不一样了，现场就连渣土，在我们眼里都是宝。”
很快，领队们又要踏上去工地的路。孙勐和魏然去了通州，戢征去了平谷……
“我这两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在想考古院这群人有什么特质。”作为领队之一，张中华迄今还是圆明园遗址考古的项目负责人。“这群人其实学了好多知识，为了这份工作什么知识都得多少懂点，但一天天的要么风餐露宿，要么青灯黄卷相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还跟打了鸡血似的，图什么呀？”
他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我们应该是‘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这就够了。”（本报记者 刘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