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场报告的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李兰芬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赵金刚老师在《太虚与道体》中一方面认为,丁耘教授的著作以及讨论会使我们窥见中国哲学在将来的形态,另一方面也从“气宗”的观点出发来与丁耘教授的“心宗”相对话。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鑫老师所作报告为《一元世界的开展——论朱熹的“元亨利贞” 说》,报告关注的是朱子的道体论,并借助对“元亨利贞”的梳理,论述了道体活动在“天-人”结构中的具体展开。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刘伟老师报告题为《诸神之神——论中国思想中的太一》,以汉代祭祀的变迁这一具体事件来讨论“太一”在汉代的含义。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老师在报告《“生生” 与“无生” ——以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梳理了熊十力与章太炎的思想,提出要将“生生”与“无生”放到历史的实事条件中来看。在几位报告人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琢老师在讨论中认为,这几份报告对虚静与佛学进行了深入讨论。张志强教授则谈到了“无生”与“生生”之间的相互证成关系。
3月28日上午,研讨会开展了第五场讨论,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孟琢老师的报告《“静”的训诂及相关义理问题》以训诂学的方式讨论了静与无、静与动、静与壹的关系。澳门大学哲学系的张程业老师作了报告《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认为丁耘教授的著作受牟宗三影响深刻,但也就丁耘教授对牟宗三的理解提出了商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云飞教授在报告《论良知呈现的现象学意蕴》中尝试用现象学方法来克服刘宗周与耿宁在解读阳明学时的困境。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苏杭老师在报告《庄子哲学中的“道体” 问题》中认为,就形而上学层面而言,“道体”比“道”更能概括庄子的思想。
在几场讨论之后,讨论会进入了圆桌论坛环节,由澳门大学哲学系的王庆节教授主持。陈少明教授首先谈到“道器的形而上学”与“理气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认为在当代关键问题不是自然,而是如何理解人。张志强教授指出,丁耘教授的著作试图整合人类文明,回答根本问题,而其核心洞见与佛学有关,并提出唯识学与华严宗的争论问题。李兰芬教授谈到了王弼以“无”来解释“道”,并提出了“虚静”将走向何处的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立胜教授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启动关于“道体”的话语,以及我们时代需要何种形而上学。李猛教授谈到了“新”中国的形而上学的可能形态,指出新的形而上学需要吸纳异己的传统,并通过与传统接洽来应对当代的现实问题。唐文明教授谈到现代思想以公理取代了天理,并指出体系建构这一努力无法成功。吴增定教授认为,关于西学我们谈论得仍然不够,丁耘教授实际上发现了存在论之外的另一个线索,问题是这能否经受海德格尔的批判。方向红教授赞同了丁耘教授建构体系的努力,并提出我们应当对建构的方法予以自觉与反思。朱刚教授接续方向红教授的论述,认为我们应当回到根本问题,也即人如何理解自身的问题,以及根据何种坐标系来理解的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老师认为,丁耘教授的著作推进了新儒家的思想,是西学中国化的重大进展,客观上也对中国哲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周展安老师讨论了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关联问题,认为现代性在空间上是异质的,而在时间上是综合的,进一步我们需要思考当代性如何具备自身的哲学形态。雷思温老师认为丁耘教授的著作的隐秘动机是建立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而在当代最急迫的问题是资本化与技术化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人的问题。李为学老师指出,对尼采与海德格尔等人的判摄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工作,并期待丁耘教授从中观佛学的思想继续阐发道体学。吴重庆教授谈到了道体作为文明体,与政体和国体之间的可能关联,以及“生生”、“生民”与“人民”之间的可能关联。
最后,陈立胜教授主持了会议的总结环节。丁耘教授再次感谢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指出《道体学引论》只是摊开了问题,并准备了概念工具箱,这些工具在后续的论述中将逐渐发挥作用。朱刚教授对丁耘教授和诸位老师的到来,以及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伟教授对此次研讨会的推动支持表达了感谢。至此,“心性与道体”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凭借此次研讨会对中西、古今间重大哲学问题的深入讨论,以及对“新中国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提出与探讨,本次研讨会有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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