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出门，他们基本不坐车，都是靠走路。有时走上十几公里去鸟巢，再走回来，孩子们边叫苦不迭，又兴致勃勃。
课上，会有一些团队协作的项目，张艳杰把体力强和体力弱的分在一组，把开朗的和沉默的分在一组。
他设置的任务，往往都需要调动所有人的优势才能完成，“慢慢他们会意识到，只有我们组合起来，一起解决问题，才能变成超人。”
张艳杰带着青云班的同学出门玩雪
另外，青云班的老师们有一个共识，即见识高于知识。
孩子们曾被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被带去博物馆看展，刘正奎校长还请过十多位院士到青云班来，告诉他们科研是什么、南极科考是怎么回事......
最让徐博印象深刻的，是张艳杰会在课上放一些短片，关于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这些世界名校的建校过程，还告诉他们什么是托福、SAT考试。
跟踪了这个项目十年的老师成吉思说，“我们的孩子，比其他农村孩子见识大多了。这是我们的初衷，他们成绩可以不好，但见识不可以不多。”
2009年秋天到2012年夏天，三年转瞬而过，第一届青云班小学面临小升初。正巧，东北师大附中在朝阳区建了一所分校，接受了青云班的孩子。
而就在小升初这一过程里，有少数学生放弃继续参与实验——出身第一次开始主导学生们的人生走向。
由于当时并不那么严格的筛选，24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有北京户口且家庭条件不差的。
他们小学毕业后便离开这个项目，一个在本科时就去了美国，另一个考入北京八中，并最终考上了北大。
另一些孩子则被父母送回原籍。
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们在北京无法报考高中，只能报考职校，一些家长为长远计，让孩子们回到原籍。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李小溪也离开了这个项目。原因是父亲认为新学校离他们当时租在海淀的家太远。
之后李小溪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几年：先是在海淀一所初中上到初二，后来转学至河北保定，之后又转学到江苏连云港老家。
她是个敏感又早慧的女孩，见过什么是好的，那种教育方式的对比尖锐地刺痛着她。
江苏那所高中，一年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考上一本，成天抓语数英，一样的题老师能来回讲两三遍。
而那些留在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分校的学生们，继续了三年安稳顺利的生活。青云班三年的课程，为这些孩子打下了好底子。
他们学的新概念英语，比普通小学更难，数学物理也超前学了初中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个个自信，初中校长曾这样评价道，“就没有见过刚上初中就眼界这么开阔的孩子。学校来个院士、来个博士，他们就好像不为所动。”
但等到初中毕业，高中入学又成了问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回原籍读高中，要么留在北京考职校。
项目方联系了俞敏洪，让孩子们直接去新东方国际学校就读。国际学校学费高，一人一年十几万，俞敏洪给打了折。这钱还是由项目方来出。
有了这样的条件，项目方希望能再次将从前那批失散的孩子召集回来。
刚读完高一的李小溪，也收到了“重聚”邀请。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像是黑暗中的一道光，“当我待在家里刷题的时候，真的太难受了，不如我就出去看一看。”
所以，当年24个孩子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重聚了。
进入国际学校、准备留学，让这群孩子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世界、更开放平等的教育方式，但也感受到来自金钱和出身最直接的刺激。
在新东方国际学校的第一学期，刚开学，就有家长给学校提意见：“咱也算一个小贵族学校，价格也挺高，怎么搞了一帮农民工的孩子进来了？”
而对青云班的孩子们来说，国际学校的各种对比更是无处不在，“那时我们班所有人都很穷，把我们放到一起，就显得整个班都很穷。”徐博回忆道。
但同样是在这里，这群孩子也一点点地融入国际学校的生活。徐博加入了校橄榄球队和帆船队——这都被视为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才会参与的运动。
那时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国念大学。他们从高一就开始同步学美国高中的课程，高二考托福，准备去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挑选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但到高中最后一年来临前，变动接连出现。
首先是他们得到通知，中止对美国大学的申请，一起去西澳大学读书。西澳大学的校长当时去了北京，对这班学生们的成绩满意，愿意给全班学生奖学金。为了让全班学生都能出国，项目方认为集体去西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学生们同意去西澳，西澳大学将给他们提供能够抵扣学费的全额奖学金，青云计划给他们提供的贷款足够他们支付房租。
正在澳洲上学的徐博
但学生们在澳洲的其他生活费需要家庭支付，或是自己打工挣钱。按照估算，这笔钱每年大概在人民币五万元左右。
而这每年五万块的生活费，难倒了一半人——全班有接近十位同学，都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去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