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驿站外垃圾桶里翻垃圾的老张说：“驿站用了几天，就不用了。”老张一边收集着纸箱，一边说，驿站在去年建成使用，由一对夫妻负责，“他俩在我们小区收垃圾有二十多年了。”后来，因为驿站几乎收不到可回收垃圾，这对夫妻又回到了原先的点位。
在小区里的一个停车场边，记者找到了这对夫妻。丈夫正在有条不紊地将刚收集来的纸箱子压平、捆绑，妻子在一旁帮忙。丈夫说，他们确实在驿站工作过。“什么也收不上来，大家都不知道，以为那是个宣传站呢，不知道还可以收废品。”只待了两三天，夫妻俩就不得不从驿站里撤出来，回到大家都熟知的停车场边。这是二十多年来形成的固定地点，一旦撤离，想卖废品居民便没了方向。
夫妻俩把收上来的废品，再运到收购站，纸箱子是大头，但价格很不稳定，一天一个价。露天收废品，没有休息的地方，累了就往地上一坐。有时候，他俩还会接到电话，有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就提供上门收废品服务。二十多年，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虽然累，但总有收获。“比在驿站里还是好多了，至少能有生意啊。”
症结——
真正的源头在市民家里
垃圾分类从业者马克（化名）告诉记者，分类意愿不高、垃圾混装混运、驿站无人使用等是目前北京市垃圾分类中普遍存在的痛点。
“垃圾分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着急。”马克说，让市民们分类意愿提高，其实也不难，无非是做到简单、省事、有利可图。市民中，尤其是年轻人，平时工作繁忙，时间紧张，如果垃圾分类太复杂，就容易降低他们的热情。“人嘛，都是容易懒惰的。垃圾分类推广一开始，如果太复杂，是有点容易让人抵触的。”他认为，北京市提倡多年的“两桶一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居民在家里配备厨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和可回收物收集袋。然后，由社区组织人力，上门回收“一袋”，并给予经济激励。从家庭开始，就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就能很大程度上减轻混装混运的问题。
此外，他觉得对基层垃圾分类从业者的考核标准，也应该调整。“目前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厨余垃圾的分出率。但是，在光盘行动背景下，厨余垃圾并不多。而且后期厨余垃圾的处理能力也有些欠缺，强行要求分出率不太合理。更多的考核指标，应该放在垃圾减量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层层推进的关系。
马克强调，垃圾分类的真正源头是家庭，是每个市民，而不是桶站。“我们现在一提垃圾分类，就是去看桶站，还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花费在桶站上。可是，如果居民没有意愿，在家就没好好分，桶站做得再漂亮，效果也不好。”
